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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水乡一座矮矮的泥墙茅草屋,麻雀在屋檐下轻轻细语,穿来钻去,作窝嘻耍,时而飞上屋顶,用爪抓抓脸蛋,筛筛羽毛,唧唧喳喳,是那样的活活泼泼,自由自在,舍不得离开这个“家”。
茅屋里住着一家凑合着的成员。外公脚儿有点跛,走起路来一扭一拐的;外婆是小脚女人;叔外公小时候“惊风”后成了傻子,脑子不好使之外,手脚也不灵活,终生伴着外公外婆过日子;舅舅身体瘦弱,不经风雨;小姨妈倒是身强力壮,是个干活的好手;我自小丧父,母亲出嫁,远走他乡千里之外,岁许年纪就是这个“家庭”中稳固的成员。
当我懂事的时候,外公已经老了,外婆操持着一家人的吃穿和人情南北,是全家人的主心骨。外婆特别疼爱我,经常给我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
外婆是一个苦命人。三四岁的时候就被裹脚,用绷带把脚紧紧地绑住,有如钻心般痛得难受,直到脚长一拳一指,五个脚趾靠近大拇趾成尖型为止。外婆是标准小脚,有如鲁迅先生《故乡》中对杨二嫂的描述一般:两只圆锥似的脚。六岁的时候当了童养媳,个子还没有灶台高,就得替婆家做饭、烧茶水,身子矮了,在灶旁放几口土砖垫脚,做饭、烧茶水,煮猪潲时还得把脚尖顶起来。除了做饭、烧茶水外,还得喂猪、赶狗、洗衣服和做其他杂事,终日不能闲着。正式做了妻子之后没有几年,丈夫又死去了。改嫁与我外公结婚,外公的年纪比外婆大了十多岁。
在那重男轻女的时代里,外婆一胎接一胎地生了八个儿女,第七胎才生了我舅父。生第一、二胎时外公能请来接生婆接生,孩子坠地能听到噼噼叭叭的鞭炮声。使人给送上两个荷包蛋补身子。第三胎起生孩子要自己接生、断脐、洗毛毛、打包袱。听到毛毛坠下来的啼哭声,外公会在房门口问:“带了东西吗?”如果有人答曰:“是生在楼上的”或“恭喜添了千金”的话,外公准备好了的鞭炮也会立即收起来,不说有人送荷包蛋补身子,连饭都得外婆下床自己做。连傻傻的叔外公也要捂着鼻子闪过房门,啧啧地说:“又是妹子。”
第七胎生了我的舅父,可是不足月,怀孕七个月生下来,拳头大的脑袋,象铃铛那样摇摇晃晃的。因为是男孩,全家人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之中。
由于外婆对所有孩子都倾着全身心的爱,九个孩子(其中包括我)都长大成人,只是舅舅体质差一点,体力弱一点,但是智商较高,是外公传宗接代、发家致富的唯一希望,也是外婆在家庭中、社会上获得一点地位的看家本钱。
外婆一生勤劳。全家六口人,全是老弱妇幼。家里生计,除租种族会上四亩公田之外,全靠外婆一双手。因为外婆从小就受尽了人间女人的苦,能干挖土、种菜、扒柴、扯草等粗活,能干纺纱、积麻、织布、绣花、拉鞋底等细活。烧茶煮饭,养鸡待客那是每天必做的事情,外婆总是早起五更,晚睡三更不知辛劳地默默地干着,外婆的手象松树皮那样粗糙而且开裂。
每年四亩公田上的收获除交租之外,剩下的粮食只够一家人饱食半年,还差半年的粮食得由外婆喂猪、纺棉纱织布出售换回来一部分粮食;如遇上天灾,每到育黄不接时,外婆领着我们去串户乞讨。
外婆为大家理发。由于不会磨刀,剃刀钝钝的,刮不干净头发外,断发时痛得钻心,每次替我理发,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外婆一生节俭。冬天日子短,事情又闲一点,每天供给两餐饭,日子长的季节,事情忙的时候,早上吃稀饭,中餐和晚餐吃加杂粮的干饭,每人供给一大碗蔬菜,她常对我们说:蔬菜半年粮。每到收获红薯、高梁的季节,便把它们混在饭里面让大家填饱肚子。把鲜红薯刨成丝晒干,收藏起来,待鲜红薯、高梁吃完之后,便在米饭里加入干薯丝一块蒸着,红薯丝拌饭蒸熟之后又香又甜,好吃不过了。
一九四五年夏,日伪军抢走了我家的牲猪、衣物,打烂镡镡缸缸。由于走日本,田里的功夫被耽误了。第二年春夏,讨饭无路,借贷无门,常常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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