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的沧桑

女人，说该女人家遭不测，无奈只得把心爱的手表出让。那是块上海牌的男表，八成新，表面上却有淡淡水渍，证明它的密封性能不好。我心里就有点犹豫。

    那忧郁女人说，这表的原价是110元，现在急着用钱，100元让给你了。我说，这表下过水的。那卖主急于出手，说，你戴两天试试，这表走得很准、很准的。

    我受不了诱惑，竟然接了手表，戴在腕上。多年的习惯使然，开始几天上班的路上，我还是不断地找建筑物上的大钟，待看清了时间，才想起腕上的手表，心里就笑了。走一阵路，又习惯去找街上的钟，又想起自己已经有表了，就有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可是当第三个孩子呱呱坠地时，我还是急着催母亲去找钟。为什么？因为上几天我家先生出差，没有手表的他就把我的表给戴走了。

    1975年，我那经受不住文革折磨的公公终于病倒了。久病床前无孝子，有七个儿女老人，居然床头冷落少有人理会。婆婆更是唯恐避之不极，因为公公得的是极易传染的肺结核。那时候我的小儿子正在吃奶，该是最需避讳的时候。可是我实在不忍心把他孤苦伶仃地扔在那里，天天下班都先来到他的病榻前，说几句宽心话，揩去床头柜上的灰尘，洗去痰盂里的血迹。有一天，广播里正播着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我看见泪水从公公瘦骨嶙峋的脸上汩汩下流。他哀叹说，国丹你总是安慰我啊，可是连总理这样的好人都活不了，哪还有我这个百姓的活路呀。公公原先有一块金表，因家里总是入不敷出，他先是把表链卖了，换上一条发锈的铁链；继而又把表壳挖掉了一大块，缺口处用难看的铁皮补上。在我看来，他的心也被挖空了。弥留之际，他坚持着要把那块伤痕累累的怀表给了我。公公走后，我把这块表放在我床头柜的抽屉里，那一后每打开抽屉一次，我的心就疼痛了一次。

    日子消消停停地过，熬到了1979年那个著名的春天，我终于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女表，那表小巧玲珑，造型美观。戴上她时，我竟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再接着，中国人的日子就渐渐好过起来，表便不稀罕了，隔上三五年，我就轻轻松松地换一块新表。

    印象最深的是参加娘家亲戚的一次婚礼，菜吃得差不多了，我正待起身走人，却被告之还有一道螃蟹没有上。我正在纳闷螃蟹不是已经吃过了吗？服务员呈上的却是一盘闪闪发光的、大块头的男式电子表！再后来，参加了几次会议，人家给的纪念品也是手表，有两次给的还是那种一男一女的情侣表。

    望着满抽屉的手表，我感慨万千。戴吧，哪里戴得过来？不戴吧，觉得挺对不住她们的——如果我是国王，她们就像我的后宫的佳丽们，有的竟一次也没被临幸过，就被我打入冷宫。

    于是就拿着表去随便送人，可是别人也不缺手表啊！再后来有传呼机，手表便显得多余了，再后来有了手机，连呼机也不知扔到哪里去了，手表就越发被冷落了。

    不过有两块表值得一说。一块是1998年九江洪灾后，杭州市政府送给抗洪救灾的解放军战士的，盒子上烫着“送给当代最可爱的人”的金字。一位“最可爱”的战士却把那表转送给了我这“不可爱”的人。我望着他晒得黧黑的皮肤，陷得深深的眼圈，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沉甸甸的感觉。

    后来我去了次俄罗斯，导游小姐带我们去了一个手表柜台前，那些表的表面图案，有列宁在红场挥手演讲的，有庆祝十月革命成功的。价格不菲。因为有着俄罗斯的政治、历史和文化，我认为有收藏价值，就买了一块。回家后喜孜孜的拿给朋友看，人家就笑我做了冤大头了，说那些表就是我国的地摊货弄过去的。我不相信，朋友拿起表晃了晃，指针就卡住不动了。我大呼上当。小儿子在一旁振振有词地批评说：“旅游购物是不成熟的表现。”我的朋友们哈哈大笑。“不成熟”的我从此落了个“她的钱是最好骗的”坏名声。

    老表、新表、男表、女表、国产表、泊来表，众多的表就在我抽屉里，一天天老去。机械的，发条不动了，电子的，电池耗尽了。我就有了暴殄天物的罪恶感，就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感慨。

    我想，表们如果有灵性，她们不知怎样骂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