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的沧桑

    　　初识表，是在前苏联的一篇小说里，那小说的篇名就叫表，被我们翻译、改编成连环画。连环画画得不怎么样，故事却很有意思。讲的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收容孤儿、流浪汉，改选懒汉、流氓的故事。在收容所里，一个叫彼蒂加的孤儿，从一个醉鬼手里得到一块带有链条的金表，然后围绕着这块金表发生了许多故事

    再识表，是从电影国庆十点钟里。那是部反特片，讲的是建国不久，潜伏的特务利用男孩“小淘气”的闹钟，在里面装上定时炸弹，准备在国庆观礼的十点钟在天安门广场爆炸。那部电影原名叫双铃马蹄表。

    原来那东西也叫表！而我以前竟一点不知道！

    我们家原先是办学校的，有一只和国庆十点钟一模一样的双铃马蹄表。我爸因冤案被打入农村后，这闹钟就成了生产队的公有财产。爸带着它割稻插秧，车水施肥，让大家出工收工都有个准儿。田水和粪水溅湿了那只闹钟，让它的两个铃铛锈迹斑斑。它太老了，总是发病，爸就老是修它，一直修到它寿终正寝，我爸还利用它的发条给我妈做了发卡，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那都是孩提时的事情了。

    再说手表。说起来怪寒碜的，我在30岁之前，还没有戴过手表。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女子，当年订婚或结婚时，一般会得到男方的一块“定亲表”可那时候我夫家和我娘家一样的穷，而我那十分清高的父母，绝对不会开口去为女儿去争取点什么聘礼的。

    婚后的第二个春节前夕，我和先生带着襁褓中的儿子准备回婆家。在去车站的路上，孩子骚动了，我给孩子把屎时，等得不耐烦的先生顾自走了。待我弄好尿布赶到车站时，车走了，先生也走了。我怏怏地望着空荡荡的车站，那个春节过得可而想知。

    这以后，不管办什么事去，总是满世界找钟；候车等船，总是不断地问身旁的人：现在几点几分了？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子会很夸张地抬一下手臂，然后十分优越感地报出时间，那模样让我艳羡不已。

    我当然很希望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手表。可是买表谈何容易，一是我们家没有这笔款子，二是那时候物质奇缺，肥皂、火柴、煤油、豆腐都要凭票，何况是手表？

    有阵子我在一个山区工厂给丈夫当“家属”一天晚上，我和一位叫凤鸣的少妇在水龙头前洗涤衣物。迟来的我完成任务先走了，她还在摸摸索索地没完没了。一会儿，凤鸣才蹑手蹑脚地来到我宿舍门口，她的手中捧着相扣着的一双布鞋，神秘地笑着。我看着她怪怪的模样，问，抓住小鸟了？她轻轻地打开鞋子，里面竟躺着一只锃光铮亮的手表！

    那是只“英纳格”手表，名牌名货。我马上就明白了，这是秀兰的，全体“家属”中只有秀兰有这样的一块好表。秀兰比我们大五六岁，她的丈夫被打上“反革命”抓走之后，秀兰患过精神分裂症。病好的她常常叹息：我这辈子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个儿子和这只手表。那晚她在凤鸣之前洗的衣服，想必是怕湿了手表，把它摘下来搁在窗台上，过后又忘了带走了。

    凤鸣说，我们把表藏起来，吓一吓秀兰。

    一会儿，秀兰来了，她很紧张地问：凤鸣你看没看到我的手表？凤鸣笑嘻嘻地说：什么手表啊？我哪里知道啊？秀兰就眼神发直，面如死灰，哆嗦着嘴唇再也说不出话来。我忙不迭地指着那双布鞋说：秀兰你的英纳格在她的鞋子里呢！事后凤鸣怪我这么藏不住事。我说：这表是她的半条命，我是怕她犯病啊。

    婚后十年我怀上第三个孩子时，我发誓要买一块手表，省得老是搞不清孩子的落地时辰。当时我刚有了工作，单位有人在搞一种“互助会”十人为单元，每人每月拿出10元，合起来给最需要钱的主儿。我一抓阄，抓了个第八会，算算日子，刚好赶得上预产期。

    从那开始，我就开始张罗“表源”了。“表票”离我太远，我识趣地死了这条心；于是，我就在旧表上打主意。我求助亲朋好友、街坊邻里，让他们帮我物色合适的旧表。

    在我即将拿到那100元会钱时，我的妯娌带来一位面色凄凉的中年女人，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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