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漠中的绿洲

    那是中国历史上最艰苦最荒唐的岁月——1960-1962年。国家遭遇着天灾人祸，我个人遭受着父亲冤案的株连。刚刚初中毕业的我，被取消了升学的资格。读书是与我无缘了，我想去帮助征粮，人家以没有“出身证明”而拒绝；我去小学代课，不久就被“押”了回来，理由是黑五类的狗崽子怎么可以教育贫下中农的孩子！

    我走投无路，非常地绝望。这时候，我初中的语文老师郑建国给我带来瑞安工校招生的消息。我跑到瑞安，找到了郑老师的表弟俞海，没费多大力气，工校就接纳了我。那是1960年的暑假，我还不满16岁。

    我们的学校全名叫“瑞安机械工业学校”我所在的班级叫机631班。我不知师长们为办这个学校付出了多少心血。只记得当时的条件是很艰苦的，新校舍正在建筑之中，师生们一起搬砖，一起拉石头。我们的寝室好像是在一所别人的宅子里，而临时教室又在另一处的街道上。我们进课堂读书，去车间实习，回寝室休息，来来往往，忙忙碌碌，却也开开心心。教师们都很认真，师傅们也都和霭，让我们学到许多课本知识和实用技术，这让我以后进工厂做铣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教数学的是项启绵老师，他比较严厉，我有点怕他。我们的寝室刚好面对着项老师的寝室。那时候我刚刚在学习梳辫子——这以前我严厉的母亲不允许我把时间浪费在梳头上，——让我总是艳羡那些能把辫子梳得很顺溜的女同学。我当时的头发又短又硬，抓了这一绺跑了那一绺，弄了半天都弄不好。一天在楼下碰上了项启绵老师，他扳着脸孔问：钱国丹，你一天到底要在编辫子上化费多少时间？

    这话和我母亲的话如出一辙，我吓得再也不敢在窗口梳头了。为了证明梳头并没有影响学习，我在上数学课时特别认真（我从来没在别的课堂上这么聚精会神过），所以我小考大考的成绩总是满分。

    文学老师是宋维远。从小到大，没有一个语文老师不喜欢我的，我想宋老师也不例外。有一天上课时，他忽然说起了柳永的雨霖铃，说起了“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说起了“杨柳岸晓风残月。”那时我还没有接触过柳词，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柳词更美的了。

    张典敖是我们的班主任兼物理老师，他的寝室就在我们女同学寝室的隔壁，上下楼梯真叫“抬头不见低头见”管理起我们格外方便。有一会我感冒了，他说我是睡眠时叫风给吹的。我说我是头朝里边脚朝外边睡觉的呀。他说正因为如此，我的鼻孔就正对着大门，所以叫风给吹了。我当时虽然不以不然，但又想这可能就是“物理理论”这个理论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在适当的场合就拿来活学活用一番。

    陈爱华老师的嗓子很好，又爱唱歌，有人说她高兴时唱歌，也有人说她悲伤时才唱歌，我们闹不明白。那时候正流行歌剧洪湖赤卫队，只要她的“娘的眼泪似水淌”一响起，我们就跟着唱，跟着淌眼泪。这首歌唱得太熟了，现在我还能只字不拉的把它背了出来。

    那时候全国各地物质都十分匮乏，瑞安工校当然不能例外。我们吃得最多的是番薯，番薯的味道不错，就是爱在胃里制酸，有时吐酸水吐得我牙齿咯吱响，胃也灼灼的疼。菜基本上就没有，老师的待遇比学生好些，偶尔会分得炒熟的豆腐渣，这让我们羡慕不已。有一回，赵筠珍老师端着半小脸盆的豆腐渣来慰劳我们，我们高兴坏了，狼吞虎咽地抢食一空。

    为了补充粮食，这年冬天，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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