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白的年代

/>     1947年，2月底“二二八事变”

    “二二八事变”的发生其实源自台湾光复，当时的年轻人虽有素朴的社会主义思想，却也未对国民党失去信心，光复后不久陈仪就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战胜的国民党军亦未到台湾，接着物价飞涨，军人借身份之名对人民频频欺侮，于是台湾的知识青年便在不同乡县各自组成不同的治理台湾的组织。

    这段时期到“二二八事变”的当中，基隆中学学生上街游行纪念“五四”却受到警察、特务殴打，各地的反抗活动也涌起或屡被阻扰。

    学生反对内战，反对美帝干涉中国内政，要求和平的气氛越来越烈，国民政府的贪污，物价飞涨，缉捕人员的暴力也跟着高涨。

    到2月27日，国民党的“缉私”人员数人在淡水一代取缔“走私”时向一个妇女烟贩施暴，并夺走其身上所有香烟现款，引起过路群众不满，赤手空拳与其搏斗，并在晚上9时，包围了警察局，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终于暴发。

    2月28日，愤怒的人群要求全省加入与国民党政府斗争，到处罢工、罢课，这完全是对当时体制的失望，却在未来的历史中屡屡被误以为本省人欺打外省人的省籍争斗。

    下午，发布戒严，国民党到处射杀路人，宪兵队分乘卡车在铁路局前向群众猛烈扫射。

    一直到深夜，枪声都仍在四处响起。

    1947年3月，白色的年代。

    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了“杜鲁门”主义，以反苏为主提出“支持各国自由”的口号。

    国共内战炽烈，3月9日台湾宣布戒严法，屠杀仍在进行。

    1948年，钟浩东办光明报，为启蒙一般民众对祖国的政治认识。

    年底，大陆局势急转直下，一般都认为国民党一定会垮。

    1949年，上海失守，蒋氏父子退守台湾。

    8月，一场大逮捕展开。

    动员临时激乱条款强行推出，所有左翼思想的书籍。人士都严格查禁，反共体制建立。

    8月底蒋碧玉及其妹被捕，在台北青岛东路的军法处，蒋碧玉亲眼看到钟浩东身被两个难友搀扶走过押房，他身上伤痕无数，眼球黄肿，头上扎着毛巾，显然吃足了刑求的苦，这时蒋碧玉才知道港东原来早被逮捕了。

    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策划了全球性的反共大协作体系，台湾亦是其支援反共的盟友之一。

    1950年的10月14日，军法处来人通知，要蒋碧玉家人到殡仪馆领尸。

    棺材是公家的，殡仪馆却大敲竹杠，要价70o多，妹妹只好回家拿钱。

    浩东的尸身领回后，才发现棺板间夹着两封遗书，一封是给母亲的，一封则是留给蒋碧玉的。

    动员临时条款压抑了所有的热情，白色恐怖蔓延全岛，一直到1984年12月最后两个5o年代的终身监禁犯才在坐满34年又7个月以上的牢刑才被放出。

    回到台湾，电影到2月上旬补拍了一天戏才算正式杀青，我的舅父打电话给我，说“二二八”的受难家属各自结合起来要求政府道歉、赔偿，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加入？”

    我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阿公，基隆市参议会副议长，在当时被开了六枪，尸体弃人基隆河，我的母亲，我们的家族，曾经是教科书上万恶不赦的共匪。

    反共大陆是什么？台湾独立又是什么，还不是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借口。

    我拒绝了参加，我舅舅说他了解。

    代表国民党的李登辉先生终于正式为“二二八事件”向国人道歉。

    电影拍完了，历史过去了，苦的苦，散的散，再追究又如何？

    拍这样的电影，不是为了仇恨或讨回什么，任何一个国家的成形都流过血，如今连德国都统一了，只剩下个老中国和狂乱的台湾岛，拍这样背景的电影，只是为了提醒现代的我们，记取老教训，不要再互相残杀了。

    外省人也好，本省人也好，省籍原本就不重要，我们有经济能力去援助第三世界的难民或儿童，却无法将自己国土的人视为平等，难道那个年代的苦难真是虚惊一场？

    结束了电影，透过蒋和梁，我省视了这个身为叨年代的自己。

    不停的玩着媒体游戏，追逐金钱，在理想和功利问患得患失，我们的心在哪里？生命的存在到底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