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白的年代

    l月11日，出发广东惠阳，电影拍摄进入最后的部分。40年代的中国，中日战争爆发时期；

    浩东和碧玉相识于1937年，当时碧玉才17岁。

    1940年他们结合了热情与理想从上海。香港到达广州投身加入抗日的行列。

    初到惠阳，不知人心路途的险恶，只是天真地寻找国民党党部，却被判为“日谍”要枪决他们，此时碧玉与萧太太俱已怀孕，幸好遇到东区服务队的丘念台为他们请情。

    1941年钟浩东与李南峰到民运工作队受训，碧玉则和萧道应夫妇一同在南雄的陆军总医院服务。

    2月，他们的小孩相继出世，却因为丘念台先生希望他们五人能一起到前线的东区服务队工作，不得不将孩子送人抚养。

    19叫年3月，碧玉产下第二胎，二三个月后日军完全占领惠阳。

    1945年8月158，日本天皇终于投降。

    广东一切都已大不相同，原以为离香港近，多少会有些文化性的建筑或古物可找，但我们下榻的饭店附近，仅有一个裕华国货，再走远些，也还算有个小市场，后来又去过老街走走，我还买了一本毛泽东兵法钢笔字帖。

    因为米吃不习惯，菜的口味太重，再加上与台湾联络不易，潜意识的便压抑起情绪来，任性的不肯去吃饭，每天一早买面包配肉松，吃到五六天后，便觉人很虚弱。

    此时我们前往远处取景，需搭车。乘船，再走山路，带去的物品太重，请了当地的挑夫，其中还有些是妇人，看她们肩挑重物健步如飞，而自己仿如淡水鱼扔到咸水里，奄奄一息，很是羞傀，但这羞愧也只一刹时，便又死都不肯吃饭。

    拍了五六天都是走路，无止尽的走，也不知道为什么走，山上空气好，却很寒冷，我在那里认识了小女孩月华，有时陪她一起去采小野橙来卖给大家吃。

    月华那张晒得黑而坚实表情的面孔，我常常都会忆起。

    爬山数天，加上只肯吃授不吃饭，一天下山时，就莫名其妙地对林强和蓝博洲说：“好冷啊，人好不舒服，大概是露气太重了。”

    回到饭店，一个人上街找止痛药，遇到彤彤和小勤，问我，我说下腹痛，可能是生理期，结果彤彤给了我八颗“普拿疼”

    夜晚一时多，窗口还传来摩托车声，发现自己便血，之前存的止痛药无效，腹痛如绞，再吞一颗，如此昏昏沉沉中竟吞了四颗“普拿疼”

    早晨东哥打电话喊我，说要迟了。我勉强撑上车，车一路颠簸，我的小腹就跟着翻腾，彤彤跟大伙说是女孩的毛病，大伙就不以为意，我自己因未曾如此痛苦，也不清楚，只觉得昏沉沉得更厉害，终于痛得没了意识。

    此时拍戏，是南华医院的场景，还有数天，我们就要回台湾，旧历年快到了，时间算得非常紧张，若跟不上进度是万万不可的。

    第一次被送到中医，听了是生理痛，打了止痛针，吊了盐水，又回山上拍戏，下午开始呕吐，意识模糊中听到林强喊：“她不行了，再送一次急诊吧。”

    第二天一早诊出是肠胃炎和骨盆炎，骨盆炎是忍尿时膀胱过度燃烧引起的，医院给了一堆药，打了四个小时的点滴，东哥忧心地陪我，我才知道自己太任性了。

    既不肯吃，又不肯方便，每天忍，而且其实好想台北，整个人就有点放弃似的作践自己身体，我一直都是这样，从小，不喜欢，不接受就忍受，用自虐的方式来达到压抑的发泄，我一直都是这样坏脾气，如今停了拍摄，眼看时间不够，大伙是如何着急？

    医院开了轻度癌症止痛药，我每天5时起身，花500元人民币请医院的姑娘为我打点滴，因为手施的血管不好打，所以大都打在手背上。

    然后吃了止痛药拍戏，这期间导演都没说过什么。

    晚上回房间再打二小时点滴，三天后，手背上都是紫色的小针孔。

    l月24日，终于拍摄完毕，我们先走一批人坐小巴士到罗浮车站转香港，其余多数工作人员则搭车直接到香港机场与我们会合。

    l月24日，回到台北，快过年了。

    1946年荐与钟回到台北。8月钟浩东接掌基隆中学校长一职，上任当天，他们的第二个小孩，因发烧到脑部，死了。

    此时蒋碧玉正身怀着第三胎。

    12月，第三个儿子出世，孩子满月，他们挨了满月酒。之后，到他们家中走动的人口就渐繁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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