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自家支付费用,怎么能用公款支付呢?董书记觉得,这有点不像话,说出去也有点丢人。”我说。
“董书记是真这么认为的吗?”
“董书记的手机号没有变,你若不信,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啊。”我说。
“我不问了,我就相信董书记是这么认为的。”赵书记说。
“董书记还是很理性的,他说,这些清洁工、保姆、花匠是红庙乡主动帮忙请的,费用也是红庙乡主动支付的,不是你们三位县领导主动提出来的,这一点不能冤枉你们三个人。”我说。
“董书记说的是实话,公道话。”赵书记说。
“对于怎么处理这件事,董书记思前想后,考虑到你们三人的地位,派谁处理都不合适,只有他亲自去办了。董书记很担心把跟你们三人的关系搞僵,为了减少工作阻力,他决定悄悄地,低调处理此事。”我说。
“你可能知道,董书记在月光县很少串门,但这件事不一样,情况特殊,他得串门了。晚上,他主动到了马志家,先拉了拉家常,扯了一些经济工作方面的事,然后才‘顺便’提出了家里雇工的费用问题,很虚心、很诚恳地征求马志的意见。”我说。
“马志气呼呼地说:‘征求什么?我检讨,我付钱。’董书记妥协说:‘过去的就算了,从下个月开始,能不能不让红庙乡支付费用。’马志似乎心存芥蒂,狐疑地望着董书记,大概是想看董书记耍什么把戏。”我说。
“在确信董书记一脸的真诚后,马志说:‘别看我是县长,其实家大口阔,穷亲戚又多,日子也不好过。好吧,从现在开始,我辞去花匠、保姆,自己负担清洁工的费用。’马志的做法让董书记有些感动,董书记问马志能不能委屈自己一下,跟你、跟孙主任说一下,都参照马志的办法办。”我说。
“可马志怎么都不肯去说,坚持要董书记去说。县城就巴掌那么大一点地方,人很好找。董书记很快来你家,当时,你家里聚着一帮人,都是县里各部门的干部,很热闹。见董书记来后,他们都一一告辞了。”我说。
“董书记跟你扯了一些如何培养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问题,政法战线如何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问题,如何维护社会稳定问题。然后,才很谨慎地、小声地顺带说起了雇工费用。”我说。
“你说:‘都是老婆搞的,叫她别搞,她偏要搞。你知道,我是全县有名的‘妻管严’,能不能让我跟老婆商量一下?’董书记自然没说什么。”我说。
“你是当事人,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我问。
“对啊,董书记的确到我们家来过,我的确是这么跟他说的。”赵书记说。
“从你家出来,董书记回到宿舍,快十点钟了,他试着跟孙主任家打了电话,孙主任没睡,董书记就到了孙主任家。刚说起了雇工费用,孙主任就像一只被激怒的狮子,大声说了一番话。”我说。
“孙主任说了什么啊?”赵书记问。
“孙主任说:‘我在红庙乡干了那么多年的乡长、党委书记,又当了月光县这么多年的常务副县长、县长,公家请几个雇工有什么不对?”我说。
“孙主任情绪激动地说,你看上头的一些领导,哪家不请清洁工?哪家不请保姆?哪家不请花匠?哪家清洁工、保姆、花匠的费用是自己掏腰包的?我家清洁工、保姆、花匠的费用,红庙乡可以不支付,但县里也要支付。我是看县财政吃紧,才同意红庙乡支付的。”我说。
“孙主任说,有些人不干正事,就是喜欢一堆屎不臭挑起来臭,搬弄是非,挑起事端。你是县委书记,你要好好处理那些人,尤其是红庙乡的那些人,要狠狠刹住这股歪风,树立人民干部在人民中的良好形象。”我说。
“董书记觉得孙主任强词夺理、蛮横无理。他当时不停地抽着烟,心情沉重,觉得干一个县委书记特别窝囊。”我说。
“县委书记这个位置,炙手可热啊。即便在我们这个穷县,也是如此啊。马志代理了那么长时间,还没有代理上去呢。董书记怎么觉得窝囊呢?”赵书记问。
“董书记说,县委书记,说起来是最大最有实权的官,可做起事来处处像小媳妇,处处求人,讨好,和稀泥;处处为别人着想,给别人台阶,给别人面子;处处妥协,拿原则做交易,玩官场游戏。可他妈的有谁为我想过,为县委书记想过?!”我说。
“后来的情况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你们三位县领导家里雇请的清洁工、保姆和花匠的费用依然由红庙乡支付。董书记多次想跟市纪委报告说,处理不了,请他们处理。”我说。
“据我所知,董书记没有请市纪委处理啊。”赵书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