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摄影记者,奈何这段时间手痒,也想转型当一回文字记者。在与朋友的聊天中,突然一位新进的记者爆料了舞台演出中的走调,摔跤,是否应写进新闻中。当时是在一种娱乐的氛围中,大家也没多在意。突然有位老记者站出来指出该位新记只注重细枝末节,并未抓住重点,且忘记了报刊的“党性”问题。
一个小小的问题,最终归到了“党性”问题。往深里探究,原来党性原则是由伟大的列宁同志首先提出来的,他指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针的一切公开发行的报纸,目前已成为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公开喉舌。即所谓的党报喉舌论。
而马克思先生对于报刊性质从未提出任何党性,当然他时刻站在人民的角度说话的。人民办的报刊当然必须讲人话。如同生活本身一样,在报刊上永远也不会有终结的东西。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中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它尖锐地、激情地对这些东西做出自己的判断。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反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
这样看来,列宁强调报刊需要的“党性”与马克思提出的报刊“人民性”完全地站在了对立面上。因为按照党性原则,报刊是党和群众联系的纽带;人民性则是人民和世界联系的纽带。人民从主语变成了谓语,意味着人民丧失了主体地位,成为了被强制灌输的对象。
刘少奇曾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这样说道:“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于是独创性地将这两个对立面和谐地统一起来。也许他们的想法是好的,但现实往往是谁领导谁,谁又是被领导分得清清楚楚。慢慢的我们开始不谈人民性,慢慢地所有一切报刊被规定为必须遵守“党性”原则。我们这些可怜的人民大众,在“党性”原则下,被完全摒弃在世界之外,只能接受来自上面的教育,也只能按照上面的意思来生活。我们在连知情权都被剥削的情况下,命运完全被不可知的力量所操纵了。马克思说,寡头政治一旦侵入精神生活领域,特权得势,它就要压制人民的声音。所以才会有后来的指鹿为马,巧立名目,绿坝河蟹,禁网关bt。
“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就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所以演变到如今新闻报刊一片盛世美景,是否事实,是否是人民呼声已经不再是新闻要素。于是才会有何家栋写的需要未必是事实。
于是在“党性”指导一切的基础下,要做一名实事求的记者是变成了一种奢求,要做一名合格的记者就要练就一身昧着良心说话的本事。要学会歌功颂德,更要学会颠倒是非,避重就轻,全心全意为党和政府服务。于是,经过这一番深究,看来这次转型可真够难为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