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名状的回忆

古道夕阳，黄土漫漫。我们七个“可教育好的子女”坐在一辆破旧卡车上，一路颠簸来到了这穷乡辟野。车到村里后，天已经黑了下来。我们一下车就被村民围了起来。这是一个甚么地方呀，村民蓬头垢面，衣服褴缕。小村残墙断壁，秸栏茅舍。村民们看我们的目光，就好像我们是外星人一样，眼睛里充满了陌生和疑惑。贫协主任和大队会计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四面透风的房子。一条大炕，中间夹了土墙，算是把男女学生分开来住。炕上全铺的是麦滑秸，没有水洗脸、洗脚。六个小时的路程颠簸的已经很累了，可是谁也没有睡意，一个个愁眉苦脸的想心事。这就是我们要生活的地方，我们要在这里呆多久？当年的安西县在河西走廊是最贫穷的县。一年四季都刮风，无霜期短，种啥庄稼产量都低的很。十多岁的女孩都不穿裤子，老百姓的贫困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到那里后，正是麦收节气，那麦穗长的像青蜓头大小，亩产过不了百余斤。“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豆半枯焦”诗人描述的农夫之苦我们彻底领悟了。烈日当空，挥汗如雨。口渴了没有白开水，只能喝涝洼里的水。那是一种啥样的水呀，舀到茶缸里见不到底，浮面上罩着一层绿苔，里面还有小蝌蚪在游动。一天可以不喝水，三天我们就坚持不住了，也和当地的老乡一样，不喝不行了。大队给我们准备的饭顿顿是稀面汤，汤多条少，而却还定量。由于我们是黑五类的子女，一律不许从家里带吃的喝的。繁重的体力劳动，吃不饱饭，我们感觉支持不了多久了。黑夜沉沉，饥肠禄禄，蚊叮虫咬，我们想睡也睡不着。大家围坐在一起，用美好心情去畅谈理想、前途。张勇用口琴吹起了走西口，王妮把头伏在我的肩臂上，潸然泪下，呜咽着哭泣起来。我们不明白，我们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孩子，为什么要把父辈的历史和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该承担什么，困惑、不解。

    一天，大队会计告诉我，他从公社带回一封信和家里带来的好吃的，让我晚上到会计室去取。大家高兴极了，有好吃的了。收工回来，我和张勇他们打声招呼，就去大队取东西。我急匆匆的来到了大队会计室，见会计坐在桌子后面，用贪婪的眼光瞅着我。我避开他的眼光问道:“我的信呢？”他嬉皮笑脸的说：“先别说信，你一定饿了，别人我不心疼，只心疼你。”说着他拿出了报纸包的一块馒头和几个烧熟的土豆。“我来取我的东西。”他说：“你该感谢我，我大老远从公社带回来，你该怎样谢我？”看着他那下流坯子样，我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我不想再要信和东西，转身往就要走，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把门顶上了。“就这样走吗？”他一把抱住了我，臭嘴向我面颊伸来。我拼命挣扎，大喊放开我，我越挣扎，他越用力把我按到一个长凳上，就要解我的腰带，我挣扎，喊叫，可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同学见我长时间没回来，可能等好吃的等急了，也不放心，就来找我。我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使出浑身气力一脚把他揣开，同学感到出事了，撞开屋门冲了进来，张勇狠狠打了会计一个耳光，骂道:“你简直就是畜牲。”从此，我们几个同学团结的更紧了，相依为命，每天我们都唱着“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学会了用各种方式去保护自己。

    三

    1968年，毛主席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我又回到了学校。虽然红卫兵大串连停止了，两派的文攻武卫也偃旗息鼓了，但老师受冲击，没有心思教书。学生造反心野，没有心思学习了。所谓复课闹革命，不过是把学生从社会訇回学校。就这样，我忽弄到高中毕业。因为我在两派对立时播过音，我甜润而清脆的嗓音曾经迷倒过不少人。有一个支左的解放军听到过我的播音。后来他复员在嘉峪关市广播电台当台长，得意于他的帮忙，我到电台当了播音员。1971年6月，部队来嘉市招收文艺兵，又是在他的帮助下，我做为部队特招文艺兵参军了。

    那是我一生最开心、最幸福的一段岁月。红灯记中的铁梅，智取威虎山中的常宝，唱歌、跳舞、灯光闪烁的舞台，英姿飒爽的军装，女孩子的漂亮、虚荣、宠爱、我好幸福。我要在部队干一辈子，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正当我淘醉于入党、提干的憧憬之中时，部队首长找我谈话，告诉我要我复员到地方去。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话惊得我半晌说不出话来。又是哪根神经出了问题？首长告诉我说，组织在政审中发现我姨夫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是日军的翻译官。我明白了，我想起了我为什么连红卫兵都不能当的原因，我想起了我被扯下红袖章的情景，我还说什么，我该恨谁，从此我心中有了恨。

    复员到了地方文工团，没了激情，没了冲动，背着沉沉的包袱，不想再上舞台了。我拼命地到大野地迎风喊，想把嗓子弄坏，死了我唱歌的心。一个深深爱着我的部队营长，知道我的情况后，也忍痛割爱，放下了我，选择了军旅生涯。我理解他，但心情难以平静，因为那毕竟是我的初恋我。

    不想上舞台，又到了一个工厂做播音员。正当我进退维谷、无以为念时，一个男人闯入了我的生活。他叫陆锋，甘肃庆阳人。他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在厂保卫科当干事。写的一手好字，很有才，身材魁牾，1米80的个子。我和他的相识很有一些传奇彩色。那是我在受到性侵害时，他挺身而出，扮演了英雄救美的角色。1974年的一个夜晚，我做完节目骑上单车回家。那天天气特冷，又逢朔夜，天色漆黑漆黑的。我心里发懵，慌不择路。在离我住处不足百米的地方，我骑的单车轧在一块石头上，连人带车摔倒了。我懵懵懂懂的从地上爬起来，就觉的从身后过来一个人，抱起我欲行无礼。我大声斥责他，他嘻皮笑脸的动手动脚。我把手表解给他，哀求他放过我，他拿着“沙家浜”里刁小三的腔调对我说:“我不但要表，还要人那。”说着，就把手伸向我的胸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从十米开外处传来一声大诃:“你想干啥！”那歹徒一见有人，仍下我钻进路旁的荒坡逃跑了。就这样，我们在危难中相识了。在我们交往的过程中，我得知他大我五岁，从小没了父母，是哥哥一手把他拉扯大的。我也把我的身世毫不保留的告诉了他。苦命人遇到苦命人。我们没有信誓旦旦，没有花前月下，我毫不犹疑地和他结了婚。婚后的生活是甜蜜的，1975年我怀孕了，他买这买那，生怕我营养跟不上。他忙里忙外，生怕我累坏身子。正当我们企盼新的生命降临时，1976年4月5日清明节那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他值班时心脏病发作，同事门将他送到医院，凌晨6点来人告诉我。我急急地赶到医院，看到白布单下的他，我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时我已有七个月的身孕。那一年的清明节，是我痛彻心扉的日子，细雨蒙蒙，天公作痛。发丧那天，我悲天恸地，恨不得与他同去。他唯一的亲人哥哥从老家赶来，捧走了他的骨灰盒。他上车的那天，忽然下起了大雪，大片大片的雪花落在我的脸上，我不知道我的脸上是化的雪水还是泪水，他撇下了我，还有他未见面的孩子，走了。那时我才知道，他永远的离开了我。那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他走后两个月，我生下了我和他的儿子。

    四

    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遗腹子，靠着微薄的工资，干着众人瞩目的工作，上下班的路上、家门口、办公室里不断受到男人的骚扰，生存之危艰可想而知。为了寻求一个避风港，在友人的撮合下，我认识了一个医生，也就是我的第二任丈夫。为了寻求保护，为了寻求慰籍，更是为了生存，我们在相识只有五十多天的情况下，又结婚了。婚后才发现，我们的性格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我说过，我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女人。爱说爱笑，性格开朗，吃凉不管酸“数耗子的，撂下爪子就忘。”而他却是一个老夫子，只知道做事情，上班是听诊器，下班是故纸堆。对男女之事不感兴趣，偶而一次也是生理上的发泄。我所以为之配合也是尽妻子的责任，毫无情趣可言。现在看来，婚姻不是油盐店，婚姻更不是避难所。为着生存而结合的婚姻，是对人格的禁锢，是对性爱的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