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宣传部通知我,就这几天,县电视台要到书记点村拍对玉树地震募捐的节目,要我与乡村领导一道,加紧准备,上几个像样的镜头。
我是书记点上的工作队长,拍这样的电视节目,感到十分慌神!你想,进驻县委工作队的村,哪个不是经济条件差、工作难做的地方?这搞募捐,没有硬子儿是不能瞎吹的哟!我急忙与驻村的吴副乡长商量,开个骨干发动会,说什么也要给书记撑撑场面!
在村组干部会上,我和吴乡长反复动员,要求干部带头募捐,多动员一些群众参加。哪怕每人只捐几元、几角,人要多一些,队伍要长一点,我讲拍电视的重要性比讲捐助玉树的重要性还多得多。同时,也强调要完全自愿,困难户不要动员。
捐赠会那天,刚好星期天。村里的广播不停地宣传着。会场设在村部的学校。还没到八点,学校操坪就聚集了许多群众。不一会儿,县电视台的新闻采访车来了。我、吴乡长,村干部把记者接进村里,简单地交换了几点意见,就开始募捐。我们内部安排是村组干部带头捐,拍几个像样的镜头,然后群众自发捐。为了拍电视,我、乡村干部还坐在“主席台”上。村主任讲完话,宣布募捐开始。这时,摄像机镜头对准募捐箱前,村支部书记带头向募捐箱投入两张五十元人民币,后面是村组干部、村民,缓缓向募捐箱走去,基本形成了队伍。这还是个上镜的样子!我心里暗暗高兴。
捐款刚进行一会儿,五组的五保老人王奶奶拄着拐杖、提着一个小包包缓缓向募捐箱走来。我走下“主席台”来到王奶奶身边,扶着她,关切地说:“王奶奶,您怎么也来了啊?今天村里搞募捐,您老就免了吧。”王奶奶还是向募捐箱走去,指指自己的小包包:“这里是八个鸡蛋,是自己喂的鸡下的,请组织帮我转交给玉树受灾的人们,虽有些见笑,可也是我对灾区人民的一片诚心!”没想到,那电视台记者抢住这一镜头,拿着话筒走到王奶奶身边:“老奶奶,请您谈谈,您这大年纪,为什么还要支持玉树灾区?”老奶奶怔了一下,把小包包放在募捐箱旁,不急不忙地说:“小伙子,我吃了乡亲们二十几年照顾,在我困难的时候,多谢乡亲们帮我,要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早就饿死了。如今玉树人有困难,我理所当然地要帮一下,自己少吃几个蛋,尽一份心吧。”唉,这样的话语怎么能上电视呢?我有些扫兴了!
募捐照常进行。一会儿,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拿着几角钱(全是角票)走到募捐箱前,插队投进募捐箱。记者赶忙走过去:“小朋友,你为什么也来支援玉树灾区啊?”小女孩望着记者,笑着说:“我想让灾区的学生多吃两个馒头。”天啦,她居然对记者说出这样的话啊!
就这样,募捐的长队不时有几个学生、老人挤进捐款。
快收场时,远远看见一个跛脚人朝募捐箱走来——是三组的残疾人刘篾匠。刘篾匠四十多岁,独身一人,丧失农活能力,靠乡村救济过日子,有时织点篾货补贴生活。没想到又被记者抢了镜头。记者问:“您自己生活一定很困难吧,为什么您还要支持玉树灾区呢?”刘篾匠说:“我呀,活在世上,麻烦了别人几十年,总是得到别人的帮助,自己心里怪不好受。这次玉树遭灾,我宁肯自己少吃几口,也要捐一点给玉树灾民,以报答社会对我的关照。”说完,掏出一叠角票,往募捐箱里面放。唉,又是一个说话走调的镜头!
我先为这些被采访对象的话语感到惭愧,他们连一句学习领袖教导、响应什么号召的开场白也没有,更没有发扬什么传统、弘扬什么精神的豪言壮语,尽讲些上不得荧屏的话。惭愧之余,又被这淳朴的民风所感动!他们生活本来就不富裕,有的甚至靠救济过日子,可是,当灾区有难时,却义无反顾地、毫无私心地赶到村里募捐。扪心自问,这不就是我们应该发扬的光荣传统吗?这不就是我们应该弘扬的民族精神吗?!还有什么语言能够替代村民的这种朴质的行为呢?还有什么语言比村民发自内心的土话更可贵呢?也许他们的行为感染了我,也许他们的精神教育了我,我拿出钱包,只留下回县的车票钱和给住户的伙食费,把余款全都投入募捐箱里——尽管我在单位尽了募捐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