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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一种人生境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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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一种人生境界(三)
贝多芬——力的撞击
一
如果说凡高的一生多半是在众人的轻蔑中度过的，那么在他出生时已去世二十八年，年长他八十三岁的贝多芬的一生，则多半是在听众的敬畏中度过的；但是，贝多芬并没有因此比凡高少一些痛苦和孤独。
贝多芬的一生在内心世界和外部社会两个方面都经历了激烈的搏斗与动荡；自由、平等和博爱，在凡高的时代虽然匍伏在金钱的脚下，但毕竟已是被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理想，可在贝多芬的时代，这些还是少数先觉者为之奔走呼吁，民众为之浴血奋斗的革命口号。
贝多芬正是在这口号的鼓舞中，在拿破仑进军的炮声里，怀着满腔的激情从莱因河畔的家乡波恩来到欧洲的音乐之都维也纳。那是一七九二年的初冬，二十二岁的贝多芬顶着一头狮鬃般的黑发；眯着一双激动时才突然睁大的、忧郁而蔑视的眼睛，踏入集金钱和权贵、高雅和平庸于一身的，有着阳光般的音乐和巨石般的封建统治的奥地利帝国的首府。哈布斯堡家族和他们周围的贵族圈子很快就承认了贝多芬的才华。到维也纳的第三年，贝多芬就在自己作品的首次演出中轰动了整个维也纳。要知道他那时还只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而且就在短短的三年前，他也不过是一个从波恩(那时的波恩还只是个小城镇)来学习音乐的毛头小子。他刚刚从海顿和莫扎特的对头萨利哀里的学琴凳上下来没几天，就以出色的“似乎被音
乐和魔鬼附了体一般的钢琴家”的名声誉满欧洲了。
贝多芬好快乐呀。今天的人们看着他牙床紧咬的严峻而悲壮的脸，怎么也想象不到他竟是个善于处世，特别爱开玩笑的乐天派。
换了谁都会快乐得晕过去的。你想，每天住在维也纳最富有的李希诺夫斯基公爵豪华的庭堂中，穿着华丽的服装，在一大群恭恭敬敬又激动不已的贵族面前弹奏他喜欢的曲子；然后，还有一个个娇美动人的小姐夫人簇拥在他的臂旁背后做他的学生、舞伴和崇拜者。而他却可以不必象海顿、萨利哀里们那样委屈求全地去逢迎他们，他尽可以依着自己的本性在皇亲国戚们面前骄傲粗野地行事，那些有教养的文雅的贵族们似乎觉得这样才配得上他的才华，并愿意借此来表现自己怎样爱才和宽容。
年轻的贝多芬有才华、有个性、有激情、有名望，幸福的大门向他敞开着，他也真的满怀兴奋地朝那扇门走去。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贝多芬真的进了那扇门，上帝保佑他真的成为贵族中的一员。那么，从世俗生活的物质利益角度看，贝多芬真是个幸运儿了。
但这仅仅是个设想，并且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设想。贝多芬不同于海顿和歌德，尽管他们在情感上倾向于新时代的人道主义，但在内心深处还是臣服于王权统治的；他也不同于莫扎特，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才逐渐坚定了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思想。贝多芬是一个激烈地向往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热血青年，他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同王权贵族的封建统治是格格不入的。尽管他们之间有音乐做纽带，但在社会观念和阶级意识上的对抗始终若明若暗地存在着，这些在贝多芬的晚年表现得更为明确。这一对抗决定了贝多芬不可能成为贵族阶层的附属，因此，无论贝多芬年轻的心怎样羡慕宫廷的生活，无论他怎样需要有音乐修养的贵族做他的听众和资助者，无论他怎样喜欢甚至热爱美丽的贵族小姐，也无论维也纳贵族怎样倾倒于贝多芬的音乐，归根结底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这些深刻的、内在的矛盾加上贝多芬从二十五岁即日益严重的耳聋，使贝多芬与维也纳贵族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他搬出了公爵的家，住在偏避的郊区，他所衷爱的姑娘嫁给了伯爵。这是贝多芬在人生的道路上遭受的第一次打击，他原来抱有的对生活的欲望被生活回绝了，他怀着满腔的激情与渴望从波恩出发所做的第一次要与社会相结合的追求失败了。这一失败并不是由于贝多芬的某些失误，也不是由于某些外在的不期而遇的机缘，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贝多芬主动的选择。这一主动性比凡高爱乌苏拉不得转而去爱穷苦的人们时还要更强些，凡高是在被拒绝后才开始了心灵超越和升华的过程，而贝多芬则是在超越和升华的同时，主动拉开了自己与贵族间的距离。
贵族虽然可以为贝多芬提供优裕的物质生活，但他们做为社会成员是正在退下历史舞台的陈腐势力，虽然他们中间也不乏可以做贝多芬朋友的出色的或善良的人物，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真诚地热爱着贝多芬，但他们无法为贝多芬提供象法国大革命所给予贝多芬的那种激情。他们作为历史舞台上的人物，是一些悲剧性的角色，与他们的价值相统一的舞台布景正在被撤掉，下一场戏的新布景正在随新的角色走上台来，而他们则被推挤着向台下退去。
这就在贝多芬的面前摆下两条人生道路：一是为求富贵而同贵族一道龟缩在上流社会的小圈子内；二是为追求心灵与宏大的社会发展力量和广袤的自然生命力量相融合而走向生活无着、动荡不定的自由天地。
贝多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这就决定了，贝多芬终生都处于一种以自我个性意志同身处其中的社会相对抗的境地。在贝多芬生活的年代中，维也纳一直处于贵族的统治之中。封建贵族统治的社会是一个万事都好象先天命定了的世界，象贝多芬这一类天才，虽然倍受尊崇，但那始终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贝多芬不肯为追求物欲满足而屈从于贵族做他们的乐仆，他要在同贵族社会相对抗的状态中保持自我个性意志的自由。
这一保持既是一种固守，又是一种发展。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当一个人为自身的生存而进入社会时，必然要以丧失一部分个体的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自由为代价，去换取生存必需的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供给。这种换取的行为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一个人造的世界，它象一个中间地带那样横卧在作为个体存在的个人同整体及自然界之间。是一个极其丰富和复杂的人类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世界。它即是个人与人类整体和自然界相融合的唯一途径，又是阻隔在两者之间的难以超越的障碍。
人类整体存在具体体现为人类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自然界包括人类，是一个比人类社会更大的物质系统，它自身也有其内在的共性原则。因此，人类个体心灵所追求的融合对象都具有共性的特质。
对共性的追求往往必须以个性的固守为前提，这一固守是相对于人类的另一共性组成部分——物欲追求而言的。人类出于自身生物性需要而具有物质享受欲望，在其满足物质欲望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立于自然界的规范或行为方式，而且在社会中更形成了各有不同规范或方式的集团——阶级。这就决定了，一个人要加入到人类逐欲行列中时，首先必然要为了遵守传统逐欲过程中形成的规范和方式而约束自我的个性意志，当我们进入某一特定的职务和集团时，我们往往面临着一种终身的，而且忠实的选择。我们的个性意志的发展在此之前本是没有多少先定的范围和规则的，但在这之后，我们却往往被迫使自我的个性意志服从于某个职务和集团的“个性意志”这一服从的程度标志着我们心灵同更深广的对象世界融合的自觉性丧失的程度。其次也必然要失去一部分做为自然界产物而先天具有的与自然界
的绝对统一性，当人类整体还处于对自然征伐的得意洋洋之中时，一个人越是积极主动地参与逐欲行为，他同自然界的对抗越严重。
需要说明的是，人类为满足生存的物欲需要而创造的人的世界(即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本身就蕴含着人类的共同利益。那么，这个世界又怎么成了个人心灵与人类共同理想相融合的阻碍的呢？
人类的共同利益是由每个个人的利益和他所属的集团利益及民族利益组合而成的，作为整体存在的这个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世界，虽然它本身即蕴含着人类的共同利益，但每个人，每个集团和每个民族，首先感觉并追求的却是自我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在个人和人类整体存在之间，存在着三道障碍，而在个人和自然界之间还要加上一个人类共同利益的障碍。
心灵能否实现同更为深广的对象世界的融合，其决定因素就在于，个人能否超越现实生活中自己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利益天地或层次，一个人如果不能超越个人和集团的利益，就难以实现心灵与民族整体存在的融合，如果不能超越民族的利益就不能实现心灵同人类整体存在的融合;如果不能超越民族和人类的利益同样难以实现同自然界的融合。
古往今来，在这一物质生产与消费的天地中人类的大部分成员丧失了心灵与人类整体存在和自然界之间，超越狭隘利益以求融合的自觉性。在一般的正常生活中，大多数人往往是在只关心个人或本集团、本民族的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作为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型的力”参与到人类的整体存在中来，而对于同自然界之间的融合则更是茫然无知了。一般人的心灵只能通过物欲追求中利害得失的计算同比他自身更为深广一些的对象世界发生关系；多少人在逐欲过程中成为自然界的掠夺者和破坏者，全忘了自己本来是与自然界共存亡的统一体。这两种情况意味着人们在主动自觉的物欲追求中使心灵追求处于被动盲目的蒙昧状态。 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以自我的小宇宙同对象世界的大宇宙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激烈的物欲与心灵两种追求的矛盾。这两种追求本来是应当协调统一起来的，但在贝多芬的时代，这两者却往往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在贝多芬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贵族阶级在千百年的逐欲过程中已被一整套成功的逐欲手段所特化，到了贝多芬的时代，他们只有负隅顽抗地保护既得利益的决心而没有随时代发展而改变自我的可能了，当社会中某一占统治地位的集团一方面可以给一个人提供物欲满足的可靠保障；另一方面又要压抑一个人的心灵同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的融合时。要做出心灵追求的选择就必须固守住个性意志中同更深广的对象世界融合的渴望。这时，一个人就象蓄满了蒸气的锅炉，当他自觉地关闭了通向物欲的阀门时，强大的情感蒸气、生命力的蒸气就冲向了心灵追求的阀门。这样物欲的放弃就导
致了心灵的发展。当然这一放弃并不是绝对的，不是遁入空门的消极的放弃，而是一种保持心灵升华其上的积极的超越。
贝多芬的选择就是这样的超越，他一生没有离开过维也纳。他一方面深深地感受到封建统治下他与贵族间的差别和不平等，感受到命运的不公平并时常被强烈的反抗意识激愤着；另一方面又通过与贵族的关系体验着人生中的诸多温情，他一生中爱过的女人大多是贵族小姐，他的著名的月光奏鸣曲就是赠给他所钟爱的贵族女儿琪丽哀太琪却尔第的。她后来嫁给了一位伯爵，在贝多芬的一生中这样的没有结果的爱情连续不断地萌生和幻灭着。“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就当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去探寻根源。”(贝多芬传罗曼罗兰著)
也许有人要说贝多芬的阶级立场太不分明，太不坚定；也许有人还要指责贝多芬一生中过多地陷入一些琐碎的烦恼。曾有一位心地过于“纯洁”和“完美”的人在收集了贝多芬所有日常经历的资料后竟放弃了要写一部贝多芬传的想法。他也许弄不懂那些平凡的、甚至比一般平凡的言行更欠妥当的日常生活怎么会塑成一个伟大的乐圣贝多芬，他也许怕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会破坏贝多芬在一般崇拜者心目中的形象。由此可以看出，在一些伟大的事件和人物面前，一般人的理解力是多么的偏颇和贫乏。
在社会和人类心灵的发展历程中，真正具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不是某一个制度宣布成立的那个早晨，不是某一个人物拿出惊人创举的那一瞬间，而是一件事物和一个人物在萌生过程中，身处两难境地时所遭受的煎熬。况且，在无限变化发展的时空中，所谓标志了质的变化的某个时刻只具有相对的价值，并往往含有过于简单的抽象和理想的片面性。
一个人的伟大并不在于他的肉体和精神的生活是否象真空般的纯粹，相反象代数公式一样板结的生活却很少产生伟大的人物。乔答摩也是在中断了山洞中绝对的避世绝欲的苦行，重新走入人群后才获得了一些深刻的人生感悟并开创了佛教先河的。
一个人之所以伟大，往往在于他一面不避人言地投身于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的苦乐之中，这种投身往往由于他的单纯和强烈的个性而显得比一般人更放纵不羁，更富于传奇色彩，甚至更多一些失当的言谈行为；但在这同时，他却能把这一切转变成心灵通向更为深广的彼岸世界的桥梁，他能使自身不被日常生活纠缠窒息昏然一生，而是从中煎熬出或提炼出超过常人的、对人生与社会的感悟，并把这感悟用某种形式记录下来，表达出来，成为给人们以启发的精神产品。
生活，在一般人那里是一加一等于二，或等于一甚至是零，而在伟大的人那里却是一加一等于一百、一千、一万。这种增值的能力是同他们的心灵超越自我狭隘性的能力成正比的。
贝多芬一生中所承受的极其深刻复杂的、人生社会的矛盾同他跳搏着强烈的个性意志的心灵，象两个相辅相成的n。s磁极，在互相间的对抗中产生强大的能量，这一能量在贝多芬不断地超越一己物欲的狭隘性的努力中，转化为他的心灵通向无限深广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之源，在他的这一伟力与人类社会整体存在和自然生命整体存在的博大力量的撞击中，他的音乐，象春雷般滚滚震荡着听众的心胸和情感。他的九部交响曲，就是这一连续不断的撞击的记录和表达，它们展现了贝多芬心灵的超越与升华的全过程。
二
贝多芬的c大调第一交响乐和d大调第二交响乐分别创作于一八零零年和一八零三年。这时他已超越了离开波恩时，对维也纳贵族社会带有很浓的物欲色彩的幻想。他不再象刚到维也纳时那样衣着华丽地出入于贵族府地的舞厅和花园。内心世界复杂激烈的矛盾，现实生活中因感受到命运的不公平而产生的强烈的反抗情绪，使贝多芬的思想和情感更坚定地倾向于法国大革命所表现出的热烈的、富于斗争的时代精神。因此，虽然此时他处境艰难，爱情的打击和耳聋的折磨甚至曾使他给弟弟写下了注明“等我死后开拆”的遗嘱。孤独与痛苦包围着贝多芬，上帝和他一样耳聋，听不到他内心的呼唤：“——噢万能的主宰，给我一天纯粹的快乐吧！——我没有听到欢乐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贝多芬致弟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
孤独与痛苦是贝多芬固守个性意志的选择，是他使自我心灵摆脱贵族阶层陈腐狭隘性的羁绊而付出的代价。它的积极的意义在于，贝多芬得以保持个性意志的完整与自由，得以使他的心灵在个性意志的托举下超越个人物欲和贵族阶层的狭隘，同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社会整体存在的时代精神相融合。他的内心矛盾与反抗的情绪，相信通过顽强坚忍的斗争最终能获得欢乐的乐观主义精神同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有着内在的同一性。这一同一性使贝多芬的情感表现带有了广泛的共性意蕴，因此人们从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的不是他个人的孤独与痛苦，而是当时在欧罗巴世界激荡不已的“民主、自由、平等”精神同陈旧的封建统治之间的斗争及斗争必胜的信念。这是心灵通过个性意志的固守最终进入与更深广的对象世界共性相
统一的辨证过程。
c大调第一交响乐和d大调第二交响乐生动地记录并表现了贝多芬如何在心灵与更深广的对象世界(在此即为法国大革命表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精神)的融合中超越了一己的孤独与痛苦，听众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贝多芬是怎样以一种博大深厚的激情向整个人类倾诉着对未来的向往。虽然这二部交响乐在表现形式上还残留着莫扎特与海顿的风格，但谁都能听出那是一种以巨人般的脚步跨出贵族府第走向更深广的世界的音乐，它一扫往日宫廷音乐的繁华艳丽的巴罗克和洛克克的旧习，裹着来自莱因河畔的阵阵清风，和着法国大革命的浩荡声势在维也纳的香梦园震响起新时代到来的狂风暴雨般的富于戏剧性的欢呼。
同两年后写成的降e大调第三(英雄)交响乐和c小调第五(命运)交响乐相比，第一、第二交响乐还只是一种预习，到了“英雄”和“命运”贝多芬才真正显示出他的英雄气魄，显示出他作为乐圣而具有的伟大创造力，显示出他的心灵同社会变革大潮相融合后，对人类未来幸福与现实的斗争的深刻感悟。
有史以来，交响乐从未有过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因为以往那些为贵族欣赏而创作的交响乐只是情趣与装饰的或平庸或天才的表现，它们虽然不乏优美和感人的形式和情调，但同贝多芬的交响乐相比就显得过于娇柔无力和单调空乏。莫扎特与海顿虽然都是伟大的音乐家，但他们的交响乐同贝多芬的相比较，立刻显示出它们是属于旧时代的精品而不是新时代的前奏。它们没有“英雄”与“命运”那样宏大似海的展开部，没有“英雄”与“命运”那样鲜明生动的实际人生内涵和社会内涵；没有“英雄”与“命运”那种高度凝炼的内在逻辑性；更没有“英雄”与“命运”那种强烈的斗争性和激烈的戏剧性。
贝多芬的音乐是无愧于他的时代的，而他之所以成为需要并产生巨人的时代中的巨人，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时代的呼唤或推动的。对于后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在于如何描述贝多芬的伟大，而在于分析他怎样从平凡甚至是恼人的日常生活煎熬出伟大的人生及社会感悟并表现成伟大的音乐。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贝多芬如何通过拒绝进入贵族小天地，固守自我个性意志的自由，保持了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完整性和能动性，进而实现了心灵同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人类整体存在的斗争精神和英雄主义的融合。这个过程正是他的心灵超越自我的物欲狭隘，在与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相融合中获得升华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且从人类历史发展更为宏大深远的整体运动看，法国大革命也是带有局限性的，因此，在创作了“英雄”和“命运”之后，贝多芬心灵超越与升华的过程并没有结束，而只是刚刚开始。
我曾多次强调过，人生美学所谈的超越物欲，并不是消极遁世的断绝尘缘的禁欲，它是一种积极地，不断地把人类生而具有的物欲追求转变为心灵同对象世界相融合的桥梁的活动。因此，那些有着很强的超越物欲狭隘的能力的人们，他们的物欲往往比一般人更丰富甚至更放纵些，这一点在下一章讨论海明威时将进一步加以分析。
尽管贝多芬以其“英雄”和“命运”两部交响乐表明自己已经超越了对维也纳贵族小天地的既得利益的分享的欲望，但他并没因此过上一种隐者般的清心寡欲的生活，相反，他对生活中温情与幸福的渴求要比一般人更强烈一些。他不断地衷情就是一个例证。一八六年贝多芬甚至为了同法朗梭阿伯爵的妹妹丹兰士的热恋而中断了“命运”交响乐的创作。
那是贝多芬一生中少有的充满温情的日子。
关于这些幸福日子的回忆，还保存在丹兰士德勃仑施维克的一部分叙述里。她说：一个星期日的晚上，用过了晚餐，在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先是他放平着手指在键盘上来回抚弄。我和法朗梭阿都知道他这种习惯。他往往是这样开场的。随后他在低音部分奏了几个和弦；接着，慢慢地，他用一种神秘的庄严的神气，奏着塞巴斯提安巴赫的一支歌：若愿素心相赠，无妨悄悄相传；两情脉脉，勿为人知。我的心被他的歌和目光渗透了，感到生命的丰满。(贝多芬传罗曼罗兰著
幸福中的贝多芬搁下悲壮的“命运”创作了第四交响乐，
是一朵精纯的花，蕴藏着他一生比较平静的日子的香味。人家说：“贝多芬那时竭力要把他的天才，和一般人在前辈大师留下的形式中所认识与爱好的东西，加以调和。”这是不错的。同样渊源于爱情的妥协精神，对他的举动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影响。他兴致很好，心灵活跃，处世接物彬彬有礼，对可厌的人也肯忍耐，穿着很讲究；而且他巧妙地瞒着大家，甚至令人不觉得他耳聋；他们说他身体很好，除了目光有些近视之外。在曼勒替他画的肖像上，我们也可看到一种罗曼谛克的风雅，微微有些不自然的神情。贝多芬要博人欢心，并且知道已经博得人家欢心。猛狮在恋爱中；它的利爪藏起来了。(贝多芬传罗曼罗兰)
这真是令人羡慕的艳遇，但它是短暂的，尽管贝多芬和丹兰士终身相爱，但由于身份地位的不同，由于贝多芬过于强烈的个性不能长期被柔情包裹着，最终他们还是分手了。贵族社会又一次拒绝了贝多芬；生活又一次抛弃了贝多芬。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过程。
丹兰士不是琪丽哀太那种风骚自私的女人，她对贝多芬的爱始终都滋润着贝多芬的心灵，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深挚的爱一直拥抱着他。这种爱给予贝多芬的是人生美好纯洁和热情的感受，这在第四交响乐中被表现为对爱情、对青春、对生命的热爱。
当这一深挚的爱恋再一次被遏制时，我们不难想象它将在贝多芬内心激起多么巨大的波
澜，而这波澜翻涌澎湃之处更显示出贝多芬心灵超越痛苦的伟力。失败没有使他的个性意志变得孱弱，而是变得更加旷野风暴般的桀骜不驯。
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他还有什么需要畏惧、需要敷衍？爱情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所剩下的只有力，力的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力，这才是和寻常人不同的人的精神！’他重复不修边幅，举止也愈加放肆。(贝多芬传罗曼罗兰)
或许我们应该感谢维也纳的贵族，他们从正反两个方面都促进了贝多芬的音乐创作。他们一方面时不时的给贝多芬以生活的资助，使他不至于穷困而死；另一方面又拒绝接受他成为自己小天地中的一员，使他不至于贪图安逸而变得平庸。当然，这绝不是造成贝多芬的伟大的全部因素，而只是为贝多芬超越自我物欲狭隘准备了前提。假若贝多芬没有超越的伟力他早就躺倒在一次次的失败中了。
贵族小天地的拒绝使贝多芬更加热切地渴望着心灵与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的融合。他的心灵也在这一拒绝中更加丰富并保持了个性意志的完满和力量。在社会中倍感孤独的他从维也纳郊外的森林原野中获得了莫大的安慰，社会生活的寂寞孤独使他的心灵对自然生命的伟大内涵更加敏感，更加热爱。
丹兰士勃仑施维克说：“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它成为他的托庇所。一八一五年时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一个人象他这样地爱花木、云彩、自然他似乎靠着自然而生活。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象我这样地爱田野我爱一株树甚于爱一个人”在维也纳时，每天他沿着城墙绕一个圈子。在乡间，从黎明到黑夜，他独自在外散步，不戴帽子，冒着太阳，冒着风雨。“全能的上帝！——在森林中我快乐了，——在森林中我快乐了，——每株树都传达着你的声音。——天哪！何等地神奇！——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岗峦上，——一片宁谧——供你役使的宁谧。”(贝多芬传罗曼罗兰)当贝多芬长时间地漫步在维也纳郊外的森林田野时，他渐渐感受到心灵同大自然之间的融合，这种融合是伟大的，因此作为这一融合的记录和表现的第六交响乐(“田园”)才具有了伟大的审美价值。
通过“田园”交响乐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出艺术品的审美价值与实际人生中心灵所处的审美层次之间的关系。
许多的人生活在维也纳郊外的森林田野中，但他们仅以物欲的眼光看待那里的山水草木，他们安稳平淡地生活着，也用安稳平淡的心灵感受周围的自然界。所以尽管他们也有优美的牧笛，也有欢乐的歌舞，尽管这些牧笛歌舞也蕴含了审美的因素。但这些在人的内心世界上更多的是一种安居乐业的情感的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更多的是安居乐业的人们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的喜爱感激之情的表达。这些民间艺术只能构成艺术殿堂的基础，建筑其上的更高层次的艺术及其蕴含的审美价值是那些内心世界更丰富博大，艺术表现力更强的艺术大师们对其进行的提炼升华。在这里，对现实的审美能力的平凡直接造成了民间艺术审美价值的平凡。
也有许多人到过维也纳郊外的森林田野。他们当中有王公贵族、有普通市民也有象斯特劳斯那样的音乐大师。但他们对维也纳郊外的审美观照，在质量和强烈程度上都不能与贝多芬相比。贵族和市民只是抱着游玩的心情来到那里，虽然他们也会感到森林田野的美丽，但这更多地是从好看的角度出发，这种欣赏没有超出肉体上的感官享受的范围，还没有进入到高层次的审美观照中。即使有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或天地博大的壮观，但或是由于他们心灵的平凡，生活的平淡而仅作为被动的接受者感到一种愉悦，或是由于没有强烈的表现欲望和能力始终只能做一个自然景物的观赏者，象斯特劳斯那一类的音乐大师，尽管他们具有极敏锐的艺术审美的感受力，有可能把握大自然的美。但他们或是由于功成名就在社会享有足够的荣誉富贵使心灵过于世俗化、贵族化而只对自然景物的优美和谐和它给人们带来的精
神愉悦感兴趣；或是由于穷困潦倒心怀悲切使心灵过于阴冷而只对自然的春风苦短、秋风萧瑟发出阵阵叹息。从而把审美的感受局限在窄小的天地，因此做为这种审美感受的记录和表达，只能是些明快动听的圆舞曲，或凄婉感人的抒情曲，它们虽然优雅迷人，但在表现自然的深沉博大，展示人的伟大性格与自然的伟大力量的撞击融合上远远不能与贝多芬的“田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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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力的撞击
一
如果说凡高的一生多半是在众人的轻蔑中度过的，那么在他出生时已去世二十八年，年长他八十三岁的贝多芬的一生，则多半是在听众的敬畏中度过的；但是，贝多芬并没有因此比凡高少一些痛苦和孤独。
贝多芬的一生在内心世界和外部社会两个方面都经历了激烈的搏斗与动荡；自由、平等和博爱，在凡高的时代虽然匍伏在金钱的脚下，但毕竟已是被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理想，可在贝多芬的时代，这些还是少数先觉者为之奔走呼吁，民众为之浴血奋斗的革命口号。
贝多芬正是在这口号的鼓舞中，在拿破仑进军的炮声里，怀着满腔的激情从莱因河畔的家乡波恩来到欧洲的音乐之都维也纳。那是一七九二年的初冬，二十二岁的贝多芬顶着一头狮鬃般的黑发；眯着一双激动时才突然睁大的、忧郁而蔑视的眼睛，踏入集金钱和权贵、高雅和平庸于一身的，有着阳光般的音乐和巨石般的封建统治的奥地利帝国的首府。哈布斯堡家族和他们周围的贵族圈子很快就承认了贝多芬的才华。到维也纳的第三年，贝多芬就在自己作品的首次演出中轰动了整个维也纳。要知道他那时还只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而且就在短短的三年前，他也不过是一个从波恩(那时的波恩还只是个小城镇)来学习音乐的毛头小子。他刚刚从海顿和莫扎特的对头萨利哀里的学琴凳上下来没几天，就以出色的“似乎被音
乐和魔鬼附了体一般的钢琴家”的名声誉满欧洲了。
贝多芬好快乐呀。今天的人们看着他牙床紧咬的严峻而悲壮的脸，怎么也想象不到他竟是个善于处世，特别爱开玩笑的乐天派。
换了谁都会快乐得晕过去的。你想，每天住在维也纳最富有的李希诺夫斯基公爵豪华的庭堂中，穿着华丽的服装，在一大群恭恭敬敬又激动不已的贵族面前弹奏他喜欢的曲子；然后，还有一个个娇美动人的小姐夫人簇拥在他的臂旁背后做他的学生、舞伴和崇拜者。而他却可以不必象海顿、萨利哀里们那样委屈求全地去逢迎他们，他尽可以依着自己的本性在皇亲国戚们面前骄傲粗野地行事，那些有教养的文雅的贵族们似乎觉得这样才配得上他的才华，并愿意借此来表现自己怎样爱才和宽容。
年轻的贝多芬有才华、有个性、有激情、有名望，幸福的大门向他敞开着，他也真的满怀兴奋地朝那扇门走去。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贝多芬真的进了那扇门，上帝保佑他真的成为贵族中的一员。那么，从世俗生活的物质利益角度看，贝多芬真是个幸运儿了。
但这仅仅是个设想，并且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设想。贝多芬不同于海顿和歌德，尽管他们在情感上倾向于新时代的人道主义，但在内心深处还是臣服于王权统治的；他也不同于莫扎特，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才逐渐坚定了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思想。贝多芬是一个激烈地向往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热血青年，他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同王权贵族的封建统治是格格不入的。尽管他们之间有音乐做纽带，但在社会观念和阶级意识上的对抗始终若明若暗地存在着，这些在贝多芬的晚年表现得更为明确。这一对抗决定了贝多芬不可能成为贵族阶层的附属，因此，无论贝多芬年轻的心怎样羡慕宫廷的生活，无论他怎样需要有音乐修养的贵族做他的听众和资助者，无论他怎样喜欢甚至热爱美丽的贵族小姐，也无论维也纳贵族怎样倾倒于贝多芬的音乐，归根结底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这些深刻的、内在的矛盾加上贝多芬从二十五岁即日益严重的耳聋，使贝多芬与维也纳贵族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他搬出了公爵的家，住在偏避的郊区，他所衷爱的姑娘嫁给了伯爵。这是贝多芬在人生的道路上遭受的第一次打击，他原来抱有的对生活的欲望被生活回绝了，他怀着满腔的激情与渴望从波恩出发所做的第一次要与社会相结合的追求失败了。这一失败并不是由于贝多芬的某些失误，也不是由于某些外在的不期而遇的机缘，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贝多芬主动的选择。这一主动性比凡高爱乌苏拉不得转而去爱穷苦的人们时还要更强些，凡高是在被拒绝后才开始了心灵超越和升华的过程，而贝多芬则是在超越和升华的同时，主动拉开了自己与贵族间的距离。
贵族虽然可以为贝多芬提供优裕的物质生活，但他们做为社会成员是正在退下历史舞台的陈腐势力，虽然他们中间也不乏可以做贝多芬朋友的出色的或善良的人物，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真诚地热爱着贝多芬，但他们无法为贝多芬提供象法国大革命所给予贝多芬的那种激情。他们作为历史舞台上的人物，是一些悲剧性的角色，与他们的价值相统一的舞台布景正在被撤掉，下一场戏的新布景正在随新的角色走上台来，而他们则被推挤着向台下退去。
这就在贝多芬的面前摆下两条人生道路：一是为求富贵而同贵族一道龟缩在上流社会的小圈子内；二是为追求心灵与宏大的社会发展力量和广袤的自然生命力量相融合而走向生活无着、动荡不定的自由天地。
贝多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这就决定了，贝多芬终生都处于一种以自我个性意志同身处其中的社会相对抗的境地。在贝多芬生活的年代中，维也纳一直处于贵族的统治之中。封建贵族统治的社会是一个万事都好象先天命定了的世界，象贝多芬这一类天才，虽然倍受尊崇，但那始终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贝多芬不肯为追求物欲满足而屈从于贵族做他们的乐仆，他要在同贵族社会相对抗的状态中保持自我个性意志的自由。
这一保持既是一种固守，又是一种发展。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当一个人为自身的生存而进入社会时，必然要以丧失一部分个体的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自由为代价，去换取生存必需的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供给。这种换取的行为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一个人造的世界，它象一个中间地带那样横卧在作为个体存在的个人同整体及自然界之间。是一个极其丰富和复杂的人类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世界。它即是个人与人类整体和自然界相融合的唯一途径，又是阻隔在两者之间的难以超越的障碍。
人类整体存在具体体现为人类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自然界包括人类，是一个比人类社会更大的物质系统，它自身也有其内在的共性原则。因此，人类个体心灵所追求的融合对象都具有共性的特质。
对共性的追求往往必须以个性的固守为前提，这一固守是相对于人类的另一共性组成部分——物欲追求而言的。人类出于自身生物性需要而具有物质享受欲望，在其满足物质欲望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立于自然界的规范或行为方式，而且在社会中更形成了各有不同规范或方式的集团——阶级。这就决定了，一个人要加入到人类逐欲行列中时，首先必然要为了遵守传统逐欲过程中形成的规范和方式而约束自我的个性意志，当我们进入某一特定的职务和集团时，我们往往面临着一种终身的，而且忠实的选择。我们的个性意志的发展在此之前本是没有多少先定的范围和规则的，但在这之后，我们却往往被迫使自我的个性意志服从于某个职务和集团的“个性意志”这一服从的程度标志着我们心灵同更深广的对象世界融合的自觉性丧失的程度。其次也必然要失去一部分做为自然界产物而先天具有的与自然界
的绝对统一性，当人类整体还处于对自然征伐的得意洋洋之中时，一个人越是积极主动地参与逐欲行为，他同自然界的对抗越严重。
需要说明的是，人类为满足生存的物欲需要而创造的人的世界(即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本身就蕴含着人类的共同利益。那么，这个世界又怎么成了个人心灵与人类共同理想相融合的阻碍的呢？
人类的共同利益是由每个个人的利益和他所属的集团利益及民族利益组合而成的，作为整体存在的这个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世界，虽然它本身即蕴含着人类的共同利益，但每个人，每个集团和每个民族，首先感觉并追求的却是自我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在个人和人类整体存在之间，存在着三道障碍，而在个人和自然界之间还要加上一个人类共同利益的障碍。
心灵能否实现同更为深广的对象世界的融合，其决定因素就在于，个人能否超越现实生活中自己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利益天地或层次，一个人如果不能超越个人和集团的利益，就难以实现心灵与民族整体存在的融合，如果不能超越民族的利益就不能实现心灵同人类整体存在的融合;如果不能超越民族和人类的利益同样难以实现同自然界的融合。
古往今来，在这一物质生产与消费的天地中人类的大部分成员丧失了心灵与人类整体存在和自然界之间，超越狭隘利益以求融合的自觉性。在一般的正常生活中，大多数人往往是在只关心个人或本集团、本民族的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作为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型的力”参与到人类的整体存在中来，而对于同自然界之间的融合则更是茫然无知了。一般人的心灵只能通过物欲追求中利害得失的计算同比他自身更为深广一些的对象世界发生关系；多少人在逐欲过程中成为自然界的掠夺者和破坏者，全忘了自己本来是与自然界共存亡的统一体。这两种情况意味着人们在主动自觉的物欲追求中使心灵追求处于被动盲目的蒙昧状态。 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以自我的小宇宙同对象世界的大宇宙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激烈的物欲与心灵两种追求的矛盾。这两种追求本来是应当协调统一起来的，但在贝多芬的时代，这两者却往往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在贝多芬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贵族阶级在千百年的逐欲过程中已被一整套成功的逐欲手段所特化，到了贝多芬的时代，他们只有负隅顽抗地保护既得利益的决心而没有随时代发展而改变自我的可能了，当社会中某一占统治地位的集团一方面可以给一个人提供物欲满足的可靠保障；另一方面又要压抑一个人的心灵同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的融合时。要做出心灵追求的选择就必须固守住个性意志中同更深广的对象世界融合的渴望。这时，一个人就象蓄满了蒸气的锅炉，当他自觉地关闭了通向物欲的阀门时，强大的情感蒸气、生命力的蒸气就冲向了心灵追求的阀门。这样物欲的放弃就导
致了心灵的发展。当然这一放弃并不是绝对的，不是遁入空门的消极的放弃，而是一种保持心灵升华其上的积极的超越。
贝多芬的选择就是这样的超越，他一生没有离开过维也纳。他一方面深深地感受到封建统治下他与贵族间的差别和不平等，感受到命运的不公平并时常被强烈的反抗意识激愤着；另一方面又通过与贵族的关系体验着人生中的诸多温情，他一生中爱过的女人大多是贵族小姐，他的著名的月光奏鸣曲就是赠给他所钟爱的贵族女儿琪丽哀太琪却尔第的。她后来嫁给了一位伯爵，在贝多芬的一生中这样的没有结果的爱情连续不断地萌生和幻灭着。“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就当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去探寻根源。”(贝多芬传罗曼罗兰著)
也许有人要说贝多芬的阶级立场太不分明，太不坚定；也许有人还要指责贝多芬一生中过多地陷入一些琐碎的烦恼。曾有一位心地过于“纯洁”和“完美”的人在收集了贝多芬所有日常经历的资料后竟放弃了要写一部贝多芬传的想法。他也许弄不懂那些平凡的、甚至比一般平凡的言行更欠妥当的日常生活怎么会塑成一个伟大的乐圣贝多芬，他也许怕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会破坏贝多芬在一般崇拜者心目中的形象。由此可以看出，在一些伟大的事件和人物面前，一般人的理解力是多么的偏颇和贫乏。
在社会和人类心灵的发展历程中，真正具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不是某一个制度宣布成立的那个早晨，不是某一个人物拿出惊人创举的那一瞬间，而是一件事物和一个人物在萌生过程中，身处两难境地时所遭受的煎熬。况且，在无限变化发展的时空中，所谓标志了质的变化的某个时刻只具有相对的价值，并往往含有过于简单的抽象和理想的片面性。
一个人的伟大并不在于他的肉体和精神的生活是否象真空般的纯粹，相反象代数公式一样板结的生活却很少产生伟大的人物。乔答摩也是在中断了山洞中绝对的避世绝欲的苦行，重新走入人群后才获得了一些深刻的人生感悟并开创了佛教先河的。
一个人之所以伟大，往往在于他一面不避人言地投身于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的苦乐之中，这种投身往往由于他的单纯和强烈的个性而显得比一般人更放纵不羁，更富于传奇色彩，甚至更多一些失当的言谈行为；但在这同时，他却能把这一切转变成心灵通向更为深广的彼岸世界的桥梁，他能使自身不被日常生活纠缠窒息昏然一生，而是从中煎熬出或提炼出超过常人的、对人生与社会的感悟，并把这感悟用某种形式记录下来，表达出来，成为给人们以启发的精神产品。
生活，在一般人那里是一加一等于二，或等于一甚至是零，而在伟大的人那里却是一加一等于一百、一千、一万。这种增值的能力是同他们的心灵超越自我狭隘性的能力成正比的。
贝多芬一生中所承受的极其深刻复杂的、人生社会的矛盾同他跳搏着强烈的个性意志的心灵，象两个相辅相成的n。s磁极，在互相间的对抗中产生强大的能量，这一能量在贝多芬不断地超越一己物欲的狭隘性的努力中，转化为他的心灵通向无限深广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之源，在他的这一伟力与人类社会整体存在和自然生命整体存在的博大力量的撞击中，他的音乐，象春雷般滚滚震荡着听众的心胸和情感。他的九部交响曲，就是这一连续不断的撞击的记录和表达，它们展现了贝多芬心灵的超越与升华的全过程。
二
贝多芬的c大调第一交响乐和d大调第二交响乐分别创作于一八零零年和一八零三年。这时他已超越了离开波恩时，对维也纳贵族社会带有很浓的物欲色彩的幻想。他不再象刚到维也纳时那样衣着华丽地出入于贵族府地的舞厅和花园。内心世界复杂激烈的矛盾，现实生活中因感受到命运的不公平而产生的强烈的反抗情绪，使贝多芬的思想和情感更坚定地倾向于法国大革命所表现出的热烈的、富于斗争的时代精神。因此，虽然此时他处境艰难，爱情的打击和耳聋的折磨甚至曾使他给弟弟写下了注明“等我死后开拆”的遗嘱。孤独与痛苦包围着贝多芬，上帝和他一样耳聋，听不到他内心的呼唤：“——噢万能的主宰，给我一天纯粹的快乐吧！——我没有听到欢乐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贝多芬致弟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
孤独与痛苦是贝多芬固守个性意志的选择，是他使自我心灵摆脱贵族阶层陈腐狭隘性的羁绊而付出的代价。它的积极的意义在于，贝多芬得以保持个性意志的完整与自由，得以使他的心灵在个性意志的托举下超越个人物欲和贵族阶层的狭隘，同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社会整体存在的时代精神相融合。他的内心矛盾与反抗的情绪，相信通过顽强坚忍的斗争最终能获得欢乐的乐观主义精神同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有着内在的同一性。这一同一性使贝多芬的情感表现带有了广泛的共性意蕴，因此人们从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的不是他个人的孤独与痛苦，而是当时在欧罗巴世界激荡不已的“民主、自由、平等”精神同陈旧的封建统治之间的斗争及斗争必胜的信念。这是心灵通过个性意志的固守最终进入与更深广的对象世界共性相
统一的辨证过程。
c大调第一交响乐和d大调第二交响乐生动地记录并表现了贝多芬如何在心灵与更深广的对象世界(在此即为法国大革命表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精神)的融合中超越了一己的孤独与痛苦，听众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贝多芬是怎样以一种博大深厚的激情向整个人类倾诉着对未来的向往。虽然这二部交响乐在表现形式上还残留着莫扎特与海顿的风格，但谁都能听出那是一种以巨人般的脚步跨出贵族府第走向更深广的世界的音乐，它一扫往日宫廷音乐的繁华艳丽的巴罗克和洛克克的旧习，裹着来自莱因河畔的阵阵清风，和着法国大革命的浩荡声势在维也纳的香梦园震响起新时代到来的狂风暴雨般的富于戏剧性的欢呼。
同两年后写成的降e大调第三(英雄)交响乐和c小调第五(命运)交响乐相比，第一、第二交响乐还只是一种预习，到了“英雄”和“命运”贝多芬才真正显示出他的英雄气魄，显示出他作为乐圣而具有的伟大创造力，显示出他的心灵同社会变革大潮相融合后，对人类未来幸福与现实的斗争的深刻感悟。
有史以来，交响乐从未有过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因为以往那些为贵族欣赏而创作的交响乐只是情趣与装饰的或平庸或天才的表现，它们虽然不乏优美和感人的形式和情调，但同贝多芬的交响乐相比就显得过于娇柔无力和单调空乏。莫扎特与海顿虽然都是伟大的音乐家，但他们的交响乐同贝多芬的相比较，立刻显示出它们是属于旧时代的精品而不是新时代的前奏。它们没有“英雄”与“命运”那样宏大似海的展开部，没有“英雄”与“命运”那样鲜明生动的实际人生内涵和社会内涵；没有“英雄”与“命运”那种高度凝炼的内在逻辑性；更没有“英雄”与“命运”那种强烈的斗争性和激烈的戏剧性。
贝多芬的音乐是无愧于他的时代的，而他之所以成为需要并产生巨人的时代中的巨人，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时代的呼唤或推动的。对于后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在于如何描述贝多芬的伟大，而在于分析他怎样从平凡甚至是恼人的日常生活煎熬出伟大的人生及社会感悟并表现成伟大的音乐。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贝多芬如何通过拒绝进入贵族小天地，固守自我个性意志的自由，保持了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完整性和能动性，进而实现了心灵同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人类整体存在的斗争精神和英雄主义的融合。这个过程正是他的心灵超越自我的物欲狭隘，在与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相融合中获得升华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且从人类历史发展更为宏大深远的整体运动看，法国大革命也是带有局限性的，因此，在创作了“英雄”和“命运”之后，贝多芬心灵超越与升华的过程并没有结束，而只是刚刚开始。
我曾多次强调过，人生美学所谈的超越物欲，并不是消极遁世的断绝尘缘的禁欲，它是一种积极地，不断地把人类生而具有的物欲追求转变为心灵同对象世界相融合的桥梁的活动。因此，那些有着很强的超越物欲狭隘的能力的人们，他们的物欲往往比一般人更丰富甚至更放纵些，这一点在下一章讨论海明威时将进一步加以分析。
尽管贝多芬以其“英雄”和“命运”两部交响乐表明自己已经超越了对维也纳贵族小天地的既得利益的分享的欲望，但他并没因此过上一种隐者般的清心寡欲的生活，相反，他对生活中温情与幸福的渴求要比一般人更强烈一些。他不断地衷情就是一个例证。一八六年贝多芬甚至为了同法朗梭阿伯爵的妹妹丹兰士的热恋而中断了“命运”交响乐的创作。
那是贝多芬一生中少有的充满温情的日子。
关于这些幸福日子的回忆，还保存在丹兰士德勃仑施维克的一部分叙述里。她说：一个星期日的晚上，用过了晚餐，在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先是他放平着手指在键盘上来回抚弄。我和法朗梭阿都知道他这种习惯。他往往是这样开场的。随后他在低音部分奏了几个和弦；接着，慢慢地，他用一种神秘的庄严的神气，奏着塞巴斯提安巴赫的一支歌：若愿素心相赠，无妨悄悄相传；两情脉脉，勿为人知。我的心被他的歌和目光渗透了，感到生命的丰满。(贝多芬传罗曼罗兰著
幸福中的贝多芬搁下悲壮的“命运”创作了第四交响乐，
是一朵精纯的花，蕴藏着他一生比较平静的日子的香味。人家说：“贝多芬那时竭力要把他的天才，和一般人在前辈大师留下的形式中所认识与爱好的东西，加以调和。”这是不错的。同样渊源于爱情的妥协精神，对他的举动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影响。他兴致很好，心灵活跃，处世接物彬彬有礼，对可厌的人也肯忍耐，穿着很讲究；而且他巧妙地瞒着大家，甚至令人不觉得他耳聋；他们说他身体很好，除了目光有些近视之外。在曼勒替他画的肖像上，我们也可看到一种罗曼谛克的风雅，微微有些不自然的神情。贝多芬要博人欢心，并且知道已经博得人家欢心。猛狮在恋爱中；它的利爪藏起来了。(贝多芬传罗曼罗兰)
这真是令人羡慕的艳遇，但它是短暂的，尽管贝多芬和丹兰士终身相爱，但由于身份地位的不同，由于贝多芬过于强烈的个性不能长期被柔情包裹着，最终他们还是分手了。贵族社会又一次拒绝了贝多芬；生活又一次抛弃了贝多芬。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过程。
丹兰士不是琪丽哀太那种风骚自私的女人，她对贝多芬的爱始终都滋润着贝多芬的心灵，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深挚的爱一直拥抱着他。这种爱给予贝多芬的是人生美好纯洁和热情的感受，这在第四交响乐中被表现为对爱情、对青春、对生命的热爱。
当这一深挚的爱恋再一次被遏制时，我们不难想象它将在贝多芬内心激起多么巨大的波
澜，而这波澜翻涌澎湃之处更显示出贝多芬心灵超越痛苦的伟力。失败没有使他的个性意志变得孱弱，而是变得更加旷野风暴般的桀骜不驯。
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他还有什么需要畏惧、需要敷衍？爱情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所剩下的只有力，力的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力，这才是和寻常人不同的人的精神！’他重复不修边幅，举止也愈加放肆。(贝多芬传罗曼罗兰)
或许我们应该感谢维也纳的贵族，他们从正反两个方面都促进了贝多芬的音乐创作。他们一方面时不时的给贝多芬以生活的资助，使他不至于穷困而死；另一方面又拒绝接受他成为自己小天地中的一员，使他不至于贪图安逸而变得平庸。当然，这绝不是造成贝多芬的伟大的全部因素，而只是为贝多芬超越自我物欲狭隘准备了前提。假若贝多芬没有超越的伟力他早就躺倒在一次次的失败中了。
贵族小天地的拒绝使贝多芬更加热切地渴望着心灵与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的融合。他的心灵也在这一拒绝中更加丰富并保持了个性意志的完满和力量。在社会中倍感孤独的他从维也纳郊外的森林原野中获得了莫大的安慰，社会生活的寂寞孤独使他的心灵对自然生命的伟大内涵更加敏感，更加热爱。
丹兰士勃仑施维克说：“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它成为他的托庇所。一八一五年时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一个人象他这样地爱花木、云彩、自然他似乎靠着自然而生活。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象我这样地爱田野我爱一株树甚于爱一个人”在维也纳时，每天他沿着城墙绕一个圈子。在乡间，从黎明到黑夜，他独自在外散步，不戴帽子，冒着太阳，冒着风雨。“全能的上帝！——在森林中我快乐了，——在森林中我快乐了，——每株树都传达着你的声音。——天哪！何等地神奇！——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岗峦上，——一片宁谧——供你役使的宁谧。”(贝多芬传罗曼罗兰)当贝多芬长时间地漫步在维也纳郊外的森林田野时，他渐渐感受到心灵同大自然之间的融合，这种融合是伟大的，因此作为这一融合的记录和表现的第六交响乐(“田园”)才具有了伟大的审美价值。
通过“田园”交响乐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出艺术品的审美价值与实际人生中心灵所处的审美层次之间的关系。
许多的人生活在维也纳郊外的森林田野中，但他们仅以物欲的眼光看待那里的山水草木，他们安稳平淡地生活着，也用安稳平淡的心灵感受周围的自然界。所以尽管他们也有优美的牧笛，也有欢乐的歌舞，尽管这些牧笛歌舞也蕴含了审美的因素。但这些在人的内心世界上更多的是一种安居乐业的情感的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更多的是安居乐业的人们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的喜爱感激之情的表达。这些民间艺术只能构成艺术殿堂的基础，建筑其上的更高层次的艺术及其蕴含的审美价值是那些内心世界更丰富博大，艺术表现力更强的艺术大师们对其进行的提炼升华。在这里，对现实的审美能力的平凡直接造成了民间艺术审美价值的平凡。
也有许多人到过维也纳郊外的森林田野。他们当中有王公贵族、有普通市民也有象斯特劳斯那样的音乐大师。但他们对维也纳郊外的审美观照，在质量和强烈程度上都不能与贝多芬相比。贵族和市民只是抱着游玩的心情来到那里，虽然他们也会感到森林田野的美丽，但这更多地是从好看的角度出发，这种欣赏没有超出肉体上的感官享受的范围，还没有进入到高层次的审美观照中。即使有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或天地博大的壮观，但或是由于他们心灵的平凡，生活的平淡而仅作为被动的接受者感到一种愉悦，或是由于没有强烈的表现欲望和能力始终只能做一个自然景物的观赏者，象斯特劳斯那一类的音乐大师，尽管他们具有极敏锐的艺术审美的感受力，有可能把握大自然的美。但他们或是由于功成名就在社会享有足够的荣誉富贵使心灵过于世俗化、贵族化而只对自然景物的优美和谐和它给人们带来的精
神愉悦感兴趣；或是由于穷困潦倒心怀悲切使心灵过于阴冷而只对自然的春风苦短、秋风萧瑟发出阵阵叹息。从而把审美的感受局限在窄小的天地，因此做为这种审美感受的记录和表达，只能是些明快动听的圆舞曲，或凄婉感人的抒情曲，它们虽然优雅迷人，但在表现自然的深沉博大，展示人的伟大性格与自然的伟大力量的撞击融合上远远不能与贝多芬的“田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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