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女，我问了她们为什么回到南昌，得到的回答是：周彩快生了。

    提水很不方便，一怕摔着，二怕生孩子找不到人。我没有揭穿她们回南昌的真正目的，只是冷冷哼了一声。

    我觉得她们非常可笑，暂时到墙外面提水的原因当天我就解释了，院子里的井水刚放了消毒剂，过半个月就能喝了。

    更可笑的是，周玉玲怕生孩子找不到人，院子隔壁是学校，学校隔壁是乡里卫生院，卫生院隔壁是派出所，从院子到派出所不到两百米的距离，周玉玲竟然说怕生孩子找不到人。

    周玉玲的邻居告诉我，周玉玲回来后，他们问她为什么回来，周玉玲说报社的人把她们送到了山上，下山提水很不方便。他们又问报社给了她多少钱，周玉玲告诉所有的邻居，报社只给了她几块钱。

    我没有向周玉玲的邻居做正面解释，我只反问了两句话：希望村的派出所、卫生院、学校可能建在山上吗？报社可能只募捐到几块钱吗？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她们的时候，我回避了。

    我不愿意听她们说一个字。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半个月后，正当我不再那么讨厌乞丐的时候，市公安局的警察找到我，说是某副省长在有关乞丐母女的报道上作了批示，一定要查出是谁强奸了乞丐母女。

    我兴冲冲地带着警察去了乞丐母女的住处，如果能查出谁强奸了乞丐母女也算是件好事。警察在楼上向周玉玲了解情况的时候，我回避了，在楼下和周彩聊天，周彩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姐姐，你以前劝我把孩子打掉，我没有听你的，我现在想通了，我有一个孩子就够了，两个孩子我养不活，一个孩子我可以好好地抚养。

    这肚里的孩子是坏人的，我干嘛要留着它，我要把孩子打掉。“我心里虽然仍然有气，但看周彩这么说，心也软了，我说：“你想通了就好啊，过两天，我到医院联系一下，给你做人流手术，钱方面不用你操心。”

    就是这个时候，周彩还在骗我她肚里的孩子是被人在八一公园强奸怀上的。警察向周彩了解情况时，我跟了上去，这才知道周彩的第一个儿子是和一个男人自愿生下的，那个男人因盗窃至今仍在监狱，周彩肚子里的孩子是那个瘸腿男人的，（前段时间瘸腿男人和周彩闹翻了。

    瘸腿男人不愿对周彩肚里的孩子负责，周玉玲的女儿橹橹是捡来的。得知真相后，我不顾警察的阻拦，冲到周玉玲母女面前吼问：“你们为什么骗我？你们为什么要骗我？你们为什么要骗我呀？啊？”

    周玉玲没有吭声，一旁的警察担心我情绪失控动手打人，把我拉到一边说：“她刚刚讲了，是为了搏取同情，石记者，你也不要太生气，她们也没办法，不撒谎不装可怜，讨不到钱。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我刚才也问她了，给了房子，又为她们争取了低保、救助，为什么不好好在安义生活，又跑到南昌来要钱。你猜周玉玲怎么说，她说我又不会做事，几口人才几百块钱，怎么活下去呢？

    难道叫我饿死？石记者，乞丐的劣根性是你无法想象的，像周玉玲这样的，每个月在南昌能要到1500块钱以上，在安义，才几百块，还要干活，当然不如当乞丐舒服。你同情她们帮助她们没有错，惟一的不妥的地方，就是没有把她们的情况调查清楚。”

    下楼的时候，周彩跟在后面追问：“姐姐，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医院？”我头也不回甩下一句：“问我干什么，你找警察去。”

    接下的打击是预料之中的也是沉痛的，都市消费报被宣传部严厉通报批评做假新闻，乞丐母女事件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其它报社的记者见到我总要问怎么回事，我真是丢尽了脸。

    虽然社长、主任没有批评我，还几次找我谈话，说这不是我故意做假新闻，要我放下包袱，千万不要因此而缩手缩脚，但是领导的“宽容”令我无地自容，我宁愿他们骂我一顿还来得爽快。

    此时我做记者才8个月，很多资深记者告诉我，并不是所有看上可怜的人都值得帮助。像周玉玲那样的女人，今天的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是别人或者社会造成的，她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

    而且是主要的责任，如果她性格不是过于倔强，不烧房子不跳楼，姿色不错的她就是跟丈夫离婚，也不至于落到如此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