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把儿子带大,帮他成家立业。到老了,居然会糊涂得挪用公款,这在何元看来,实在是想不明白。当年再苦再累,老赵的账面都是清清楚楚,来往一分钱不差。
问到了柳权,也是一问三不答,问的急了,柳权就会吹胡子瞪眼。柳权是个老党委书记,政治资历明摆着的事,党龄比这些大学生的年龄还长,根本就不买他们的帐。
何元明白,再呆在苏西乡,不但什么也问不到,可能还会出现意外。于是就请示了县委,得到的指示就是柳权暂时停职接受检查,县委特别交代一句,朱士珍代理乡长主持工作。
何元带着柳权他们匆匆回了县城,在县委招待所开了四间房子,把柳权和老赵分开住,自己每日都去柳权的房间,等着柳权自己把交代材料写出来。
柳权到了县里,每日不是蒙头大睡,就是叫嚷着要喝酒吃肉。纪委的人又不敢得罪他,毕竟到现在也没宣布他被双规。没双规的人,不能受纪律约束,正当要求必须要满足。于是又去请示县委,这次县委就不给他好脸色看了,说他干了一辈子的纪律检察工作,连个偏远乡的问题都搞不定,到底是个人感情问题还是工作能力问题?
县委的质问让何元大汗淋漓,回到招待所想了半天,决定还是从老赵身上入手。
老赵第二次被叫进何元办公室,这次何元和颜悦色地要与他推杯换盏,叫人送了两瓶二锅头,一碟花生米,两个人坐在茶几边,一口一口地喝。
何元开导老赵说:“其实你们这个案子啊,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还真复杂。就看当事人的态度了。反正人死了,这叫死无对证,你说是不?老赵。”
老赵就点头承认,说:“何书记,你们纪委办这个案子,我也不明白是啥子事。如果说是因为借款的事,这个有借条,按了手印的,不算是违法吧。”
老赵一开口,何元就知道这个事要结尾了。趁着酒兴,要老赵原原本本说来听听。
老赵酒上了头,说话口齿不清,但还能听明白。于是就叫了书记员在一边记录。事情的原委就是郝乡长在北京住院了,没钱交住院费,柳权就让老赵从财政所里借出十万块。老赵起先不肯,十万块这个数字太大,他怕自己担不起责任。柳权就说他借,保证尽快还上。
老赵就不敢说什么了,后来柳红艳来打的借条。他没敢从财政账面上动款,就从赞助款里挪出了十万块。本来他想着赞助款没人会过问,反正现在工程在做,拖一段时间问题会不大。后来人大朱主席请他喝酒,喝着喝着就把这事说了出来,说了也没放在心上,大家一条船上的人,总不能见死不救。
等到何元叫他签字按手印,老赵才感觉到自己说漏了嘴,急得冷汗直流,死也不肯签字。说自己是酒后胡话,当不得真。
何元也不计较,当晚就让他与柳权见了面。
第二天,柳权就主动找到何元,一五一十把问题说了。
事情调查清楚了,何元就拿着材料找县委汇报。关培山书记听完后,眉头紧锁,这个事让他下不了决心,如果移送检察院,今后全县的干部都会寒心,如果不了了之,又怕出现同样的事情出来,会收不了场。
想来想去,觉得这个烫手的山芋还是让刘启蒙去处理。刘启蒙接到这个任务,骂了一下午的娘,晚上去了招待所找柳权,两个人谈了半夜,最后劝柳权离开农古乡这块是非之地,去农业局做个副局长。
老赵把这段故事说完,抱着孙子去屋外撒尿,留下我们面面相觑。看不出老赵在纪委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居然能守口如瓶。如果不是何元一顿酒,恐怕到死也撬不开他的嘴。不过我心里还在想,挪用公款这件事跟我没半点关系,为什么朱士珍老盯着我的公司不放,纪委是把这事故意淡化还是另有打算,我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