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昏懦”吗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52岁的一代英主唐太宗长逝于终南山的翠微宫。六月初一，22岁的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即大赦天下。

    唐高宗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在他前面，有太宗以及贞观之治的耀眼光环，与他并驾齐驱继而作他身后的是历史上惟一的一个女皇武则天，高宗李治差不多被历史忽略了。

    对于高宗的当政，过去人们常以“昏懦”二字予以评价。理由一是认为他的才智不如其父太宗，二是因为他在当政期间把国家政柄交付武则天，也就是因为他的宠信，使一个女人居中用事，把持国政。那么，高宗果真是一个“昏懦”之君吗？

    先来反驳前一条理由。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明君，如果只要才智不如他，就要被冠之以“昏”字，那实在是太苛刻了。事实上，高宗的天赋虽然不高，但经过太宗多年的苦心培养，毕竟掌握了一些治国本领。

    高宗即位伊始，就立即暂停了对辽东（高丽）的战争及土木工程的营造，继续推行贞观晚年一度中断过的休养生息政策。高宗非常勤于政事，确有治理好国家的愿望，也鼓励大臣们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多提意见，并能接受正确意见。善于纳谏成为他弥补天赋不高的重要措施。有一次，他出外打猎遇雨，就问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一水？臣下：“要是用瓦做，就不会漏雨了。”言外之意，是不应出来打猎游玩。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评。显庆元年（656），高宗再次征询如何能够减轻百姓负担。大臣来济指出：“过多的劳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出工则误农时，出钱又花费很多，应该免除一切不急需的摇役征发。”高宗虚心采纳。

    高宗时期对于法律建设也十分重视。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议》，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长孙无忌等大臣修订而成的。《唐律疏议》的颁布，完善了贞观法制。而且，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也是比较疏阔的。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高宗报告：“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50多个，其中有2人需要判死刑。”如此低的犯罪率正是高宗统治平稳的极好佐证。

    在对外关系方面，高宗所取得的成绩是超过其父太宗的。太宗大军亲征，徒劳无功。而后来高宗派大将苏定方、李勣（即李世勣）和刘仁轨、薛仁贵经营辽东，最后兵围平壤，凯旋班师，并在辽东设立九都督府。后来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显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没有实现的梦想。

    这里还有一组铁的数据：贞观时期全国人口不满300万户，永徽三年（652），全国人口便增加到380万户（在古代，统治者治国得当是人口增长的必要前提）。永徽五年（654），粮食大面积丰收，洛州地区粟米每斗两钱半，粳米每斗11个铜钱。

    这一切都明了高宗初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方面的成果比贞观时期扩大了，因此“永徽（高宗年号）之政”不仅仅是过去人们所评价的“有贞观之遗风”，而是把贞观盛世继续推向前进。一个继续执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沿着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正确道路开拓前进的君主，一个使国家疆域不断拓展、国力不断增强、民族关系不断改善的君主，怎么能用“昏懦”二字来评价呢？

    唐高宗虽然生性宽仁孝友，但并不代表他在政治上是懦弱无能之辈。李渊生22子，太宗生14子，这些皇室成员往往仗势欺人，横行不法，欺凌百姓，胡作非为。李渊的儿子腾王李元婴与太宗的七子蒋王李恽都是搜刮民财的能手，四处盘剥、掠夺，民愤很大。在一次普赐诸王时，李治：“腾王叔叔和蒋王哥哥都善于自己经营，我看就不必赐给财物，只赏给他们两车麻，让他们回去做串铜钱的绳子吧。”李治虽没有严厉地惩罚他们，却使他们当场出丑，大失脸面，体现了赏罚分明的态度。

    高宗在处理涉及皇帝权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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