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李治就不同了,他为人懦弱,又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所以成了长孙无忌期望的最佳人选。故为此,长孙无忌极力美化李治,将李治的懦弱赞扬为“仁孝”。一旦“仁孝”的李治嗣位,他的擅权也就没有问题了。
另外,李泰与李治争立太子的矛盾,背后涉及功臣子弟与元老重臣的权力分配问题。李泰的党羽多是一些功臣子弟,比如柴绍之子柴令武、房玄龄之子房遗爱、杜如晦之弟杜楚客等等。这个集团与长孙无忌是有矛盾的。这些功臣子弟年龄较轻、阅历较浅、职位较低,要想自己掌权,必须把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赶下台去。长孙无忌想巩固自己的权势,当然也要排斥这些功臣子弟。
李泰本人也没有想过拉拢朝廷元勋。他仗着父皇的宠爱,自以为皇太子非他莫属,从不收敛自己的行为,连朝中的三品大员都不放在眼里,还因为三品以上的公卿对其不下马行礼而怀恨在心,居然到太宗面前告状。李泰目空一切、傲视群臣的态度,让朝中重臣极为不满,结果导致朝中有权有势者多被长孙无忌拉过去站到了李泰的对面。
“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这个道理唐太宗十分清楚,如果他选择的继承人得不到贤相良臣们的拥戴,保存基业是很困难的。李泰的党羽多为不肖的功臣子弟,非属“良佐”之列;李治则得到了以长孙无忌、褚遂良、李世勣为代表的有势力的核心集团的拥戴,可以保证“贞观之治”的政策得以继续贯彻实施。唐太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陷入了两难,按感情来,他一贯倾向李泰;从理智来,他不能不择取李治。
为了争取李泰能获得元老重臣的支持,庸太宗曾故意放出话来试探大臣的反应,叙述了魏王泰“自投我怀”的亲密之情,还转达了李泰乞求立为太子时的奇怪许愿:“我只有一个儿子,如果我死了,一定把他杀掉,传位给弟弟晋王(李治)!”此言一出,马上遭到褚遂良的反对:“陛下失言。哪有身为皇帝却肯杀他的爱子,而传位弟弟的?陛下从前既封李承乾当太子,而又宠爱魏王李泰,嫡庶不明,终于造成今天的灾祸。”驳倒李泰虚伪肉麻的许愿是不难的,难以对付的是如何打消唐太宗感情上的袒护。于是褚遂良干脆直言自己的忧虑:“若为立泰,非别置晋王不可。”这无异警告席太宗,如果坚持立魏王泰,就必须先杀了晋王李治,否则,日后必有一场夺位大乱。褚遂良的这番话触到太宗的痛处,唐太宗不想让兄弟相残的事再度发生,如果立魏王李泰为太了,邢如何才能保证晋王李治的安全呢?唐太宗强压住矛盾的心理,当场就泪流满面地:“我不能尔。”
其实,唐太宗对李泰和李治都持怀疑态度。他欣赏李泰的政治才干,却担心他容不得诸位兄弟;他欣赏李治的忠厚善良,却不满意他的柔弱寡断。就在唐太宗犹豫不决的关键时刻,李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见舅舅长孙无忌极力拥立李治,生恐父皇改变主意,便在暗中威胁李治:“你跟李元昌感情最好,李元昌已经处死,你难道不担心?”还什么“不要与我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番话杀气腾腾,实在是做得太过火了一些。李治胆怯弱,经李泰这么一吓唬,惟恐李元昌参与谋反之事牵连自己,便害怕得整日提心吊胆,忧形于色。唐太宗召见李治时,见他忧心忡忡、魂不守舍,再三追问之下,李治才将李泰的话如实相告。太宗听完恍然大悟,开始后悔出封李泰当太子的话。
这期间,太宗还与李承乾有过一次面谈。李承乾:“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魏王久有夺嫡之心,只恐被他加害,才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一帮凶险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这是中了他的圈套了。”
李承乾这番话的分量,并不亚于褚遂良对李泰虚伪誓言的揭露。这时,唐太宗才认识到,他必须面对现实。他不无痛楚地:“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李泰当太子,李承乾和李治都会送命;李治当太子,李承乾和李泰都可平安。
太宗在太子李承乾被废以后没有选立魏王李泰,是不希望使后世子孙看到储君之位可以依靠所谓经营而得。
晋王得立唐太宗下决心立李治为太子,确实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但是,他对群臣的态度并没有十分的把握。他知道长孙无忌支持李治,态度坚决,但对长孙无忌是否能代表绝大多数朝臣,心中仍存疑虑。唐太宗必须得到群臣的公开表态,才能最后定夺。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六,太宗在两仪殿的朝会结束后,只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等,旁边侍立的是惴惴不安的晋王李治。他:“我三个儿子(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齐王李佑)、一个弟弟(汉王李元昌),竟做出这种事来,使我心灰意冷。”罢,竟然自往御座之上,抽出佩刀欲自刺。长孙无忌等人无不大惊失色,争着上前,一面扶抱起太宗,一面夺下了他手中的佩刀,回手将佩刀递给站在一边的晋王李治。长孙无忌似乎明白太宗此举究竟为何,于是请他将心事赐示。太宗于是:“我欲立晋王。”长孙无忌闻听此言,正中下怀,马上就毫不犹豫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对晋王李治:“你的舅舅应许拥立你了,还不快快拜谢。”李治于是急忙下拜。太宗又对长孙无忌等人:“公等既符我意,不知道外面会有什么议论?”长孙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归心久矣。乞望陛下试召问百官,必无异辞。若有不同者,乃是臣负陛下,罪当万死。”太宗见状,也就不再犹豫。于是召集六品以上全体官员于太极殿,对他们:“承乾悖逆,李泰凶险,都不可当太子。我打算在群儿中选择一个人,不知谁适合?你们只管明言。”大家齐声欢呼:“晋王仁孝,当为嗣!”李世民大为欢喜。
魏王李泰对形势的变化毫不知情,他带着百余名随从正前往太极宫。唐太宗命城门守卫阻止其随从人宫,而只引导李泰一个人进入肃章门,遂即将他软禁在北苑。
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初七,太宗亲驾承天门,下诏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当月,李泰被革除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之职,降为东莱郡王。后来,又改降为顺阳王,流放均州郧乡(今湖北均县北),贞观二十一年,进封濮王。
懦弱的李治当上皇太子,可见并非出于唐太宗的一厢情愿,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可以极大程度上是由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竭力促成的,正如唐太宗对李治所的:“你的舅舅应许拥立你了,还不快快拜谢。”即使在立李治为太子之后,唐太宗心中仍有不甘,他曾把李泰所上表章示于群臣,:“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心中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是两相全也。”遗憾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