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元年,九月初九。皇帝到皇极门临朝亲政。
今日,皇帝给已故皇祖朱翊钧上谥号为显皇帝,定庙号为神宗。
朱由校按着万历初年的作息时间表来上朝,具体日程安排是:每月逢三、六、九日(含十三、十六、十九与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日视朝。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上朝时间安排,皇帝和官员的负担都小。
张居正去世以后,明神宗最开始是很勤政的,后来他任命申时行为内阁首辅。申时行是软熟之人,遇事迁就,遇皇上更迁就。申时行处于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前车之鉴,把威权统统交还给神宗,让他亲操政柄,事事由皇上决断。这是神宗亲政以来最为繁忙的时期,事无巨细都要过问。
后来所谓的怠于临朝,跟曾经在神宗身边侍奉过的王安聊起此事,朱由校才知道神宗不上朝是因为他健康状况的逐步恶化导致的。
从万历十四年起,万历皇帝就开始频繁的生病,头晕眼黑、浑身乏力,连祭祀太庙的大型典礼都去不了。
后来又患上足疾,严重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根本走不了路。走不了路,明神宗又是个好面子的人,把疾病视作他的隐私,他自然就不敢上朝面见文武百官。
因为身体不好,批阅奏疏处理政事,也不能很快答复。神宗本身也不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郑贵妃曾经调笑过他的优柔寡断,说他就像一个老太太,这都是宫中的趣闻了。
更有趣的事,是朱由校的父亲朱常洛开始临朝的时候,几十年不上朝的大臣把上朝礼仪都忘光了,对上朝很不习惯。文武大臣骤然上朝,竟然不知所措,随从散漫,人声嘈杂。
对于这种现象,朱常洛非常不满,他传谕内阁,要求整顿朝仪:“以后凡遇临朝,务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违禁,紊乱朝仪者,纠仪官指名参来重治。”所以眼前整齐有规格的朝仪,是朱常洛临终前整顿出来的。
皇上在皇极门金台御幄中升座,京师中凡四品以上官员待鸣鞭后,分文东武西鱼贯入门行叩头礼,然后登阶循廊分班侍立,按部奏事。至于那些级别较低的官员则只能候于午门之外,在鸿胪寺官员的导引下行五拜三叩之礼,然后北向拱立静候旨意。御门决事本是常朝旧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侍立在皇帝身边的太监刘时敏向台下的群臣大喊:“有本早奏,无事退朝。”
御史王安舜首先站出来请求发言,朱由校准了,他朗声发表言论:
“先皇初服红丸时,内阁首辅方从哲草拟圣旨赏给献红丸的李可灼白银五十两。方从哲和李可灼两人都有大罪。从医之人,不是三代医家传承,有病的人不能吃他的药,先帝的脉搏雄壮有力而浮动甚大,这表明三焦火动,宜用清火之药而不能用而不能用助火之药,这是很明显的。红铅乃是妇女的经水,是纯火之中的精华,将其投入虚火燥热的病人,不是害死他吗!在朝廷内外人心不稳之时,却敢使用没有验方没有制药方法的药冒充金丹,轻则应当对李可灼处以庸医杀人之罪,却蒙皇上颁发奖赏,这不过是借此以阻塞外廷的议论。”
御史王安舜批评了方从哲和李可灼,御
史郑宗周则是向给朱常洛吃大黄的崔文升发炮。他讲:
“过去的梃击案的张差事件,在宫门持木棍,几乎酿成意外。只因为神宗皇帝优容大度,没能完全处罚他们,所以崔文升敢于效仿他们。请将崔文升敢于效仿他们。请将崔文升砍成寸断用以在祖庙面前谢罪。”
听完这两个大臣讲话后,御史郭如楚、冯三元、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寺卿曹珖、光禄寺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琪等先后附议要求惩治崔文升和李可灼。
红丸案之后,方从哲拟写御旨,将崔文升和李可灼交给司礼监处理。现在他们二人关在诏狱里头,朱由校最近事务繁忙,把他们俩忘了。
泰昌皇帝朱常洛虽然是因为过度娱乐和错误用药而死的,可是他并不想背上这个丢人死法的坏名声。所以朱常洛临终前一直推说自己身体不好。在朱由校心里,这个便宜老爹对他还是不错的。所以他就要想一个好借口既处理了庸医,又能尽量保存朱常洛的颜面。正在朱由校思考如何处理他们的时候,又有大臣发言了。
给事中惠世扬讲话开门见山直接弹劾方从哲有十条大罪、三条理由可杀。他进言:
“方从哲一个人为相七年,妨碍贤才害了国家,是第一条罪。
骄傲无礼,延误了对皇帝的悼念,是第二条罪。
在慈庆宫里发生梃击案件,却庇护奸党,是第三条罪。
根据自己心里想的肆意妄为,破坏了皇帝的法令,是第四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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