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给这样的奏折气得半死,又丝毫没有办法,在和军机处见面的时候,大骂这些人都是一群蠢猪!闭目不见世事,若是国事任由这些无识误事的书生之见指挥,早晚碰一个头破血流,才知道后悔晚矣!数日之后,他又亲自草拟了一份上谕,颁行全国,才算暂时将朝野之间这种妄自尊大,如井底之蛙,怒目喧嚣之声压制了下去。
这份上谕是这样写的,"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若筑室道谋,仅以空言了事,则因循废弛,何时见诸实行?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唯事属初创,必须通盘筹划,计出万全,方能有利无害,若始基不慎,过于铺张,既非切实办法,将兴利转以滋害,贻误无可胜言。计唯有逐渐举行,持之以久,讲求实际,力戒虚靡,择其最要者,先行试办,实见成效然后推而广之,次第认真布置,则经费可以周转,乃为持久之计。"
这道上谕确定了以后数年的海军发展的方针,但令曾国藩和李鸿章师弟两个觉得意外的是,皇帝在上谕中丝毫没有提及南洋海军的发展特权,办理海军竟是只考虑北洋一支,这固然有战略防御中心北移的因素,但似乎也过于厚此薄彼了?
皇帝自然也知道,单纯发展北洋海军,而对于南洋部队的建设不闻不问,最后一定会造成跛足而行的怪现象,但身为大清国最高掌舵人,国防之事要办,吏治清明,则更是要作为重中之重的事情来处置的——海军建设,在历史上是有过非常深刻的教训的,教训之一,就是各省办理海军事物的官员循以私情、转展汲引,完全不考虑其才可用与否,但以私交为举荐攸归,特别是曾国藩、李鸿章师弟两个,在这方面都是很糟糕的。尤其是李鸿章。在真实的历史中,经他所保举而起丁汝昌、张佩纶、盛宣怀等人,能力暂时不问,心性都是很成问题的。
而且李鸿章不及乃师的一点在于,曾国藩以胸怀道德笼络诸将;而李鸿章则是以权谋机诈之术,此所以淮军代湘军而起之后,国事多有反侧的主要原因。
另外一点,就是军机处中南北对峙的风气愈演愈烈,即便有自己几次降旨训斥,所起到的效果也始终不是很大,以曾国藩、许乃钊为首的南派和以奕䜣、文祥、阎敬铭及依附他们的李鸿藻为首的北派清流之力,在朝堂上纠纷不断,上一年七月初九日的时候,为曾国藩提请,从中国派遣相应学子出国留学,其中二阿哥载滢主动请旨,要求随同前往一事,南北两派吵得不可开交,弄得皇帝大感头疼。
这份奏陈是曾国藩所上,大约是内容是说,"西人求学实际,无论为士农工商、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唯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秘,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比物此志也。况诚得其法,归而触类引申,视今日所为,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也?"
这份奏折让皇帝大为重视,交部共议,不料引来一致的詈骂,上下都认为曾国藩上这样的奏折,实在不知所谓,把自家的品学俱优,德才两全的孩童送到外国,与蛮夷之族共存,又能够学到什么治国之法了?况且说,西洋所有,不过技巧之术,从来非天朝大国所尚,如今舍本逐末的就于外国,真正是清流之耻!应该立刻将曾国藩罢去一切官职,交又似议罪。
这件事闹得很大,最后还是载滢主动出面请旨,希望皇帝允许,自己作为赴海外留学生员中的一员,负笈域外,以求更增广见闻,日后回国报效。
儿子的主动出面,令皇帝大喜过望,当下力排众议,降旨选派二阿哥载滢为第一批国派出国留学生员中的一员,负笈美国,做为期四年的学习。
佳贵妃大惊,不顾仪体的以后宫之身问政,请求皇帝免去儿子出国留学之行,"皇上,您有那么多子嗣,奴才却只有滢儿这一个成长起来的孩子,..."
"你这叫什么话?滢儿难道不是朕的孩子吗?你关心儿子,朕就不关心吗?让他到国外去学习,根本也不是什么危险之事——朕可告诉你,你少听下面的那些混账东西满口喷蛆,说美国是蛮荒烟瘴之地,孩子到那里九死一生的屁话!那都是不明真相,胡乱言说的。"
"但,皇上,滢儿年纪还小,能否等上几年,哪怕等到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派员出国留学之时,再让孩子一同前往呢?"
"他今年都十七岁了,还算很小吗?"皇帝叹息着,亲自过去把佳贵妃扶起来,低声对她说道,"妞妞,你还记得当年吗?朕和你说过,滢儿这个孩子,是有大出息的。但正因为如此,朕才一定要让他好好领受一番生活磨砺,日后才好为国出力呢!"
佳贵妃哭成一团,分辨不清丈夫话中之意,但也不敢抗旨,呜咽哭泣了半晌,这才躬身退去了。
选派出国留学生员之事就此落定,最后选定了载滢、詹天佑、蔡绍基、唐绍仪、祈祖彝、朱宝奎、梁敦彦等四十三名生员,乘坐美国商船,漂洋过海,到达美国。
这件事过去之后,皇帝有时候想起远在异国的儿子,心中又是思念,又觉得骄傲,又觉得清流之辈,实在是讨厌!一群食古不化的蠢货!再等上几天,若是朝臣之中这种南北对峙的局面兀自不能得到缓解的话,自己就要认真而彻底的解决一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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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四日,皇帝乘定远号铁甲舰从旅顺口出发南下,巡视山东威海。临行之前,皇帝特别降旨,宣召各国驻华公使、代办、参赞等到行辕陛见——这是在出发之前就已经命总署衙门通传过的,其中有英国驻华公使华尔琛、俄国公使拉德仁、美国公使田贝、法国公使恺自尔、荷兰公使莱因、法国公使威利用凡,合计六国。
皇帝本来想在北京召见,但为行礼约束等因,礼部吵得一塌糊涂,都以为虽然咸丰七年之后,皇帝和英法两国签署的《北京条约》中有今后外国公使因故觐见中国皇帝,一概行以平等之礼,但世易时移,如今的中国,再不是道光中叶那般的任人欺凌之邦,正好相反,到咸丰十九年,大清之国势强盛,已经远超列夷,故而这等行礼如仪的论点,重又现于朝野。
外国人自然不同意,双方争论不休,最后皇帝只能拍板,既然在北京见面有诸多障碍,不如改为在旅顺口外的行辕之中吧,那里地处偏远,而且又是行在,不必讲求过多礼法,这一次,双方都接受了。
见面之时,各国公使行五鞠躬礼,礼毕起身,皇帝高坐位上,微笑着点点头,"朕还记得,当年第一次和英国来华使者文翰爵士见面的时候,是在圆明园中。一晃已经十余年时间了。"他笑着望向英国公使华尔琛,"贵使,文翰勋爵如今可还好吗?"
"多谢中国大皇帝陛下的垂问,勋爵先生如今已经退休在家。鄙人履任中华之前,曾经到勋爵阁下府上拜望。勋爵先生对我说,他很怀念和中国大皇帝陛下的一场会晤,并以英国女皇陛下的子民中唯一一个可以得到中国皇帝陛下的接见者为荣幸。"
说着话,华尔琛躬身起立,端起桌上的酒杯,"今日我能够得到皇帝陛下的接见,荣幸之外,更是和所有西洋之国同僚一起,深感快乐之至。今各国与中华敦睦之时,各国国家简派大臣等来华,正欲讲求睦谊。趁今日盛会,将来和好愈敦。并预祝中国皇帝万寿无疆,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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