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何向明

是另一扇，沿了烽火墙急急地走，好像溜边的老鼠。走到墙角，拐过弯，方才找到进去的那扇门，门口停着自行车，一前一后跳上车，一溜烟出了卵石路，路牌上“天灯路”三个字一闪而过。此时，两人才松下一口气，想想那老头并不会追上来，不由笑起来。这一笑不可收拾，车都歪了，干脆跳下车来，站在马路沿上弯腰捧腹地笑。内向的阿明从不曾这么样纵情地大笑，他也不曾做过这样冒险的事——私闯民宅，他想着这一句话就又笑起来。他们师生站在一片瓦顶板壁房屋之间，黑瓦上是大片的蓝天，有一些云正飞快地行走。老师强忍了笑，说，你有没有看见，他家养的一只鸡，肥得走不动，不晓得是明代的种，还是清代的种。两人再笑。师生二人并肩走了一段，然后又一前一后跳上了车。

    可是，和老师一起的快乐时光不久就结束了，老师结婚了。老师的婚姻问题足有名的老大难，热心的同事都为他做过红娘。老师挺好说话的，介绍来的他大多满意，可女方就不那么将就了。老师家境贫寒，一个教书匠，还是教画画的，看不出有多大的出息。时间拖延久了，年龄上去了，就又成为一个缺点。介绍的人像走马灯一样地来，又像走马灯一样离去。其中有一个是国棉几厂的挡车工，老师特别中意，他本性是喜欢劳动类型的女性，身体结实，性格爽利，其实是有一种裸露的情欲的吸引，可这类女性往往又不赏识知识。老师他自己不把自己当知识人看，以为是手艺。可他怎么能左右世人的认识？所以，这一回不成功很是让老师伤心，他对了阿明就好几次表态，不准备讨老婆，一个人过很好。他还举一个朋友的例子说：一个人一顿可吃四个狮子头，结婚有了儿女，一人只可分到一个。但说归说，做归做，老师终还是结婚了。老师的妻子也是一个教师，教的是数学，学历比老师高，家在西区淮海路，父母也是知识分子，多少有些下嫁的意思，也因为她认识老师的才能。说起来应是知音，但阿明只见师母一面，就觉得并非老师所爱。师母长得很高，很瘦，前冲的额头下戴有一副眼镜，看人的眼光很严厉，极爱干净。从此，老师的家换了人间。墙刷得雪白，地上马赛克里嵌的泥垢也剔净刷白，家具换新，桌上柜上都铺了网眼的白纱巾。老师的父亲住到清心堂门卫室去，将房间腾给儿子媳妇，周日回来吃一顿饭。父子二人也被收拾整齐了，三口人围了桌子吃饭，桌上的汤菜都是素净的颜色。不知怎么，阿明觉着老师是拘谨的，使他想起自己的父亲。当然，在他这个年纪不会懂得，一个男人在家庭生活中的收敛与安定，其中意味着的归宿感。虽然师母对他很客气，可他知道以后是不能常来这个家了。老师呢，也并没有力邀他。

    这样，他就升到了初三，面临考高中。凭他的成绩是可直升本校高中，但他心里并不满足，他想考上海中学。这当然因为上海中学是最有名望的一流中学，可是阿明自己的学校也很有渊源。人称是这城市校史最长的中学。在这个区域里，有的是历史。虽不是秦砖汉瓦，执意要追，也可追到南宋末年设置上海镇。然而，这也许就是阿明想考到外区去的一个原因。这个区域，有些令他恹气呢！他的家，也有些令他恹气。上海中学却是住读的。在这个老旧的城区里，似乎什么东西都变得易朽了。两条辫子环在脑后，系一对蝴蝶结的母亲，一夜之间头发剪到耳根，眼角长了细纹，热情与活跃演变成一种喜怒无常。妹妹阿援被中学的学业压得沉默了，母亲的情绪波动再雪上加霜，她甚至有些抑郁。母女俩的声色都黯然了，当年在台上演出失散后重逢的喜剧场面，已变得不可追及。父亲更不用说了，他几乎比祖父还显老，祖父尚有威仪，父亲由于在家中的地位则是畏缩的。还有老师，应该说，老师变年轻了，原先乱蓬蓬的头发如今梳成整齐的分发，毛料的裤缝笔直，皮鞋擦得铮亮，手里拎一个人造革的手提包，发福的脸面上不见一丝皱纹，可就是这安居乐业的表情，将他归进了中年男人。阿明有几次路过天灯路，抬头看见烽火墙上有几道裂纹正悄悄延伸开去。江边码头的防波墙也在皲裂和颓圮。汽笛声是喑哑的，连江上的水鸟都在老去。

    母亲不同意他放弃直升，为了机会渺茫的上海中学。在人们眼里，上海中学是高不可及的，即便是同一分数线，那也是特殊阶层的孩子优先：高于，高知，名流，统战对象。出身一般家庭的孩子不是说进不去，而是必须有格外优异的成绩，方可问鼎。阿明是家中最寄托希望的孩子，阿大已进入一家中专技校，阿二学业平平，阿援是个女孩子，宝贝归宝贝，却是靠不住指望的，惟有阿明，从小真是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好。所以，这一家的感情结构渐渐产生变化，重心从阿援移向阿明。而如今他们都不是小孩子。小孩子的受重视仅只是受偏爱，成年的儿女则不同了，是有了责任。因此，阿明的选择就不止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负了家庭的重望。

    阿明原本就是内向的性格，此时他都变得孤僻了。这是一个少年心理长成必经过的危险时期，外界的不利因素会无限夸大压力。母亲在家中惯有的专权，任何人都无法反对她的意志，在她刚烈的性子，又通常是以暴戾的方式来表达。在此情形下，阿明只有越加沉默。但是，如同俗话说的：什么最凶，不理睬最凶！阿明的沉默就有了一种抵抗的意味。甚至于，在他的沉默面前，暴怒反显得虚张声势。这不免更刺激了母亲。其实呢，这只是表面，内里，阿明是软弱的。母亲的叫喊让他害怕，而父亲无从措手足的样子尤其叫他辛酸。这一段，可是难为了父亲，他是连儿子都要讨好的。他晓得儿子的反抗无济于事，只会挫败自己的志气，但要是女人对儿子让步，他也会难过，她怎能受了这般委屈啊！看上去，他成了这家最低下的人，奉承女人，奉承儿子。多亏有了阿援，她在母亲和哥哥之间传递一些话，无非是哥哥向母亲要学杂费，或是母亲让哥哥加减衣服，就是这些闲账调和了气氛，使关系不至紧张到崩裂。于是，这段日子，阿明和阿援有了些真正的兄妹问的亲密，这亲密也是叫他难过的。可是，反抗的欲望是那么强烈，似乎超出了事情的本身，尽管有这许多的伤痛，他还是不能屈服。阿明实在是个温存的少年，倘若在一个惯于交流亲情的家庭里，他会生活得轻松。不凑巧的是，他的家人们都是那种不自觉的人，感情是木讷的，他这样的敏感，到头来就伤了自己。

    初三的上学期，在僵持的空气中过去。一放寒假，阿明就到露香同路祖父母家去住。以往的假期，他们兄弟也有去祖父母家过的先例，但在此时，却有了些含意。是不应战，也是不妥协。而寒假过去，直升高中的名单就要定夺。形势就是这样急迫。母亲咬牙等了几日，终于按捺不住，去露香园路看他。正临年前，祖父母家一片杀鸡宰鹅，烹猪烹羊的节日气象。几家共用的灶披间里，换了盏一百支光雪亮的灯泡，壅塞了他们堂兄弟姐妹还有邻居家的一大群孩子。这边一盘石磨霍霍地推水磨粉做汤圆，那边煤炉上滋滋地熬着猪油，准备汤圆的馅，热汤热水中间，还挤了一张小方桌在打四十分。阿明挨在桌边观战。多日来的焦虑心情此时似也放松下来。当母亲踏进门，一眼看见阿明悠闲的样子，不由地勃然大怒，上前就来拉阿明。已经是那么大的儿子了，怎么能不顾他的面子，阿明本能地不服，他只轻轻地一拨，母亲就被拨到一边。就在这一刹那，阿明发现母亲只及他的耳畔，极弱小的一个，气恼里就加进了怜悯，更加痛楚。结果是夺门而出，推上表兄的自行车，跑得没影了。

    阿援和两个大的跑了阿明的最要好的同学家，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这年冬天特别冷，弄堂里水管都爆裂了，阿明出走时，身上只穿了毛线衣，口袋里也没有钱。眼看着两天两夜过去，一点消息没有。母亲这种烈性的人，其实是易折的，很快就躺倒了。到第三天晚上，一家人正坐着发愁，忽听门响，阿援出去，看见阿明已推进东厢房，一个人低头坐在床沿。阿援又惊又喜，问他这几日去了哪里？停了一会儿，阿明才告诉，其实当天晚上他就回到祖父母家，但祖父母却让表哥陪他去了老家南浔。祖父母向看不惯母亲压抑父亲，继而又压抑孙辈，又气父亲没出息，制服不了女人。正好趁此机会给媳妇点颜色，替儿孙两代出气。人上了岁数就有些像孩子，行动做事不大考虑后果。但你也不能不佩服他们有洞察力，捏得人的软肋。倒是阿明这几日过得颇不安，头脑也渐渐冷静下来。其实事态到此，已和直升不直升，上哪一所中学无甚关系，在阿明这边，多就是一股子意气，冲着什么来的，是母亲，又不尽是。那几日，阿明和表哥住在南浔的堂叔家，堂叔家也是忙碌着准备过年。乡镇里将年节看得更重，仪式也更多。过年的同时还是祭祖的日子，各家都买了猪头，肥大的全鹅在笼上蒸，炭画店里忙着接活，替人画祖先的像。沿河几里都是集市，岸上是菜肉，岸下船里是鱼蟹。这繁荣的景象让阿明更感寂寞了。他一个人去了一趟小莲庄，小莲庄里几乎没人，塘里浮着残荷的梗叶，草木凋零，疏离的几幢楼在冬日单薄的阳光里显出了旧敝。这一番萧条倒合乎阿明的心情，因是像一面镜子照出阿明的苦闷。可是，有那么严重吗？他不自禁地感到疑惑。这就是救他出危境的助力了，是理性？亦不全是，还是宽容，来自于年轻的有希望的心。这样，他就想回家了。到家的晚上，他不肯去见母亲，母亲知道他回来，也已安静下来。就这样，母子俩都已准备让步，但谁也不先提。在母亲，是强硬，在阿明则是软弱，气氛却已经松缓下来。春节过去了，寒假也过去了，新学期来临。开始时还好，渐渐地就不那么正常了。怎么说呢？这应是最紧张的一学期，可相反，竟比以往更松弛，似乎，内部有一种秩序在涣散。果不期然，五月中旬，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五月底北大教师聂元梓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六月中旬下达“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文化革命发端，大学中学停课，升学亦暂停。阿明和母亲的分歧就此消除，他们也不必再向对方表示自己的妥协了。

    最初时，阿明感到一身轻松，他既不必服从母亲——在经过这么坚决的反抗之后，再趋于服从总是难堪的，现在不会有这难堪了；而且，他也不必冒险了。其实，真让他考上海中学，他也是打怵的。他将自己逼进了一个什么样的绝境啊！现在好了，他解放了。他真没想到，他的困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解决的。这是一次未完成的革命，又是一次大革命的小小预演。阿明参加了红卫兵，其时，红卫兵是以有组织的方式形成，就好比少先队和共青团的组织。阿明不是那种进步意识彰显的学生，他多少是随大流，但决不是甘于落后的。而很快，他就成了重要人物，因为他的绘画才能。历来的革命，都是需要艺术的。艺术有一种夸张的本质，可以强调革命的意义。革命呢，亦同样有一种夸张的性格，可供艺术发挥它的专长。所以，这两件东西往往不谋而合。阿明就这样投入到革命中去了。原先只是在壁报上题图，或是画板上速写，如今则需将画幅开得极大，撑足一整个宣传栏，有时是将白报纸连起来，从楼顶悬到楼底，等到他名声渐渐走出校外，就到了电影院上方的海报版块。真是豪迈！他特别热衷于描绘盛大的场面，人物众多，有造型感。比如“破四旧”人们将店招牌当街砸烂，点火燃烧；黄浦江边游行队伍，红旗海洋；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他是从新闻照片上看见这场面。他喜欢城楼上方高广的天空，底下汹涌的人潮，还有那些脸庞上激动的表情——他总是向往外在的形态，就像他小时候羡慕阿援能够生动地表达感情，现在他也有了表现的方式，略微曲折的，就是绘画。这些图画的奔放格调，与他这个人的气质似是不相符的，可惟是它们，才能够寄存他阿明的心胸。他自小生活在逼仄的街巷，头上的天空，都切成一条一条的，他屈抑得够久的了。现在，终于奔突出来。

    和所有的学生一样，阿明也一直筹备着去北京串联，可这边，活计堆成了山。他一周推一周“八？一八”第一次接见错过了“八？三一”第二次也过了“九？一五”又过去了，十月一日，十月十八日都相继过去，他还是脱不开身，而革命则呈现出无政府状态。红卫兵开始分裂成一个个战斗队，大致可划为保皇派和造反派，其间再分为各种小派，名目就多了，有的是同意造反却不愿属于造反派，亦有的是同意保皇也不愿归属保皇派。林林总总，都来拉阿明。甚至还有几个所谓“逍遥派”的同学来与阿明商议，自立山头，也建一个什么战斗队。革命的神圣性逐渐瓦解，阿明的热情也冷却了。他本来没有什么政治主张，对这场革命的要旨更说不上了解，他只是一个社会性挺强的人，自觉地遵循社会准则。到这时节，社会全面性地无组织无纪律，他便落入茫然。好在，无论哪一派别，拉他无非都是画宣传画，所绘制的，也都是宏大的革命场面，充斥着战斗的激情。从这一点来看，革命又是有着共同的性质，而阿明呢，就此保持了朴素的革命观念。他奔走于各个敌对的派别之间，完全不明白他们的分歧是在何处，有时他也试图去了解，却被一堆激烈的言辞吓退回来。他们用同一本毛主席语录，甚而同一种马克思列宁的言论，结论却是决不能调和的。阿明很快就放弃了要搞明白的企图，只专心在绘制图画。要求绘制的画面越来越大，似乎表示着宣言的力量。阿明立在梯架上，颜料装在铅桶里，操着排笔大小的画笔，他忽觉得自己就像个油漆工，继而想到英文“paintiting”这个词，确是有绘画与油漆双重解释的。再又想起老师讲的意大利那个叫提香的人，给教堂画穹顶画。他这不是接近艺术的起源了吗？他这么想着，并没觉察到潜意识里的讥诮，如果他认真地追问，会发现自己其实并不相信，不相信什么？不相信这些革命的名义。但他没有追问。这里有没有一点逃避的意思？逃避危险的答案，他依然不觉察。所有的意识都在懵懂之中，可时代的复杂性却来临了。

    有一日他回家拿东西，父亲和母亲都在家，这才想起这是星期天。厨房里家家都在烹煮假日的菜肴，一股猪肚的肥腴香味弥漫四处，大人在喊小孩子拷油打醋，小孩子则百般逃脱。他想起了以往的和平的日子，离他已经退远了，不料想，这日子还在继续着。母亲没对他说什么，自从那场风波，她对这儿子有些畏惧。也正因为这畏惧，她发现儿子长大了，而自己则不由地孱弱下来。父亲看着他找到要找的东西，又跟他出门，背着手站在一边，看他弯腰开自行车锁，忽然说道：古人有言，一仆不事二主，从一而终。阿明抬头看看父亲，父亲也看他。阿明说：这是什么意思？父亲哈哈一笑：不足为训！阿明发现了父亲的油滑，油滑里是世故。就像前面说过的，在这老城厢里，街头坊问，走着的都是这样的男人，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阿明又一次地想：生活还在继续。他骑上车离开家，耳边却重复着父亲的话：一仆不事二主，从一而终。什么话！何其陈旧，可是不幸的是，它恰恰针对着阿明的处境。一时上，这场崭新的运动变成了旧戏文。阿明不禁有些生气，发狠地踩着自行车踏脚。然而，四下里都是新气象，旧招牌换成新招牌，旧街名也换成新的了，那旧屋瓦上覆盖了新红旗。他箭似地驶到地方，下车登上高梯。这是一幅长卷式的宣传画，在昔日的广告墙上，干活的人已经到了几个，在各自负责的板块上工作。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共同占领了这一块宣传阵地。底下围了许多行人，仰头看他们作画，转身之间，阿明看见人群里有几张熟悉的面孔，就涌上来一些虚荣心。画上的人和物都要超出常态大小的数倍，如他们近距离的，视野里只容下局部，便是一片片色彩热烈的斑块。阿明的心，昂扬起来。他登高几级，画上端的一名红卫兵的脸庞，不自觉地将她画得有些像阿援。他稍抬眼睛，就越过了宣传栏，那后面是一片矮屋，千家万户的样子，有鸽群贴了屋顶飞翔。他有些鼻酸，似乎，一股悲悯在渐渐升起。他感谢这场革命，虽然他参不透革命的用意，可他充满感激之情，感激它将他拯救出平庸的生活。

    这一天，阿明从画图的地方回自己学校。这一回，他出了本区，在外区的宣传栏上工作。山头林立的红卫兵组织，跨过校际区际，纵横联合，分裂的形势依然，却是在更大范围内，分与合的规模都扩展了。天已向晚，自行车磕磕楞楞地压过石卵路。为抄近道，阿明有意从这条巷子里穿行。不到上灯的时间，巷子里已很暗，前方有一眼老虎灶，灶口里的火光更加深了夜色。忽然间，他的自行车轮被什么卡住了，没容他低头看，人也被钳制住了。瞬息之间，有七八个人围上来，将他拉下车，一拥而走。脚步声在卵石路面上激起纷沓的回声，有人从对面走来，将身体贴在墙上，让他们通过。在这非常的年月里，随时都会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人们都已经习惯了。那几个人将阿明紧紧夹在当中，脚上的鞋被踩掉。却不允他弯腰提起，结果，鞋就彻底脱落。他赤着一只脚走在巷道里，鹅卵石圆润地硌着脚心。可是很快就转上水泥街道，路面变得粗糙了，中途还踩到一个锐利的金属物，划破了脚掌。在此同时，他的衣袖也被拉扯得绽线，衣襟前的扣子崩掉两粒。他就这么着被推上一段楼梯，在一道门槛上绊了一下，进了房间，然后门砰一声关上了。天已经完全黑了，阿明又处在极度的惊惧中，半天回不过神。但等喘息稍定，四下里微明起来，他看见自己立在巴掌大的一块空地上。这是一间极小的屋子，一半堆了杂物，轮廓模糊。有一扇窗户，横一根木条钉死了，透过半扇窗玻璃，看得见一侧伸过来的屋檐，檐下有落水铁管。他看清这小屋其实是一间厕所，杂物所堆之处正是便池，他的脚边则是一具水斗。他先在水斗上坐下，努力去想他的处境，可思路被尿急打断了。他起身将那堆杂物从便池上撤下，都是折了腿的课桌椅，所以他断定这是一所学校。他拆出可容一个人弯腰的空间，挤身进去解决了问题，试着扯一下水箱拉线，只听一阵汹涌的水声，竟然还管用。水流声激荡了很久，在空荡荡的楼房里穿行。阿明身上轻松，头脑也清明了许多。他想，他一定是被哪一派的组织劫持了，因他为许多派组织服务，所以也就无从确定劫他的究竟是哪一派，又为什么要劫持他。他，只是一个画匠，一个油漆匠。这一晚上，没有人来理会他，他坐在一张瘸腿的课椅上，凭这张课椅的高矮，他进一步推测这是一个小学校。此时，小学也停课了。他坐在课椅上，看着窗玻璃外的那块天空，由深蓝到墨蓝，再到黑，然后又一点一点变浅。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