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陈卓然

光之间的黑暗，则显出格外厚重的体量。无论这一派，还是那一派，此时全凝聚为一股庄严的力。

    陈卓然在年龄和见解上，都要比南昌长一截，但是，南昌注意到，陈卓然挺重视他。当然，他很谦卑地把这“重视”看作是“关心”大辩论的时候，陈卓然有几次都推南昌上前。南昌并不是个善辩的人，性格也有几分羞怯，但生怕辜负陈卓然，他不得不勇敢应对。而他本来就有自己的思想，经这么一逼迫，竞也锻炼出来，有几分胜出。他看见陈卓然认真倾听的表情，就更要做得好一点，好让陈卓然更满意一点。一旦过了火，不免虚张声势，他又明显看见陈卓然的笑容里有讥诮的意思，便红了脸。这讥诮的笑容有一些让南昌想起父亲，但却不会像父亲那样激起反抗的心情，而是相反，令他感觉亲切。因为父亲是冷的，陈卓然则是热切的。还因为，父亲是长一辈，而陈卓然是同代人，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即便如此，南昌还是不敢将自己认作是陈卓然的朋友。在陈卓然身边，围得更紧的是高中的同学，他只是初中。他也知道，陈卓然还有许多高校的大学生战友。直到这一天，就是方才说的，他从家中取衣物回学校，心情一直郁闷着，晚饭以后，不知为一股什么力量驱动，他对陈卓然说：我想和你谈谈。这时节，他们很喜欢用“谈谈”这样郑重的字眼，内心里是骄傲他们能有值得“谈谈”的人和事，而“谈谈”的双方由此产生庄严的友谊。

    这一场谈话是在操场上进行的。食堂的饭早，此时只是傍晚，可冬至将临，天就短得多，所以基本是黑了，只在天际有一长条深红的线，是落日投在云层上的霞光。操场上的沙变了颜色，成了紫沙。他们的脸的轮廓上也有些微明的光，但他们彼此并不看着，有一种腼腆。这样单独相向的“谈谈”有一点叫他们不好意思呢！他们听见自己的脚步在沙砾上的摩擦声，看不见有人，却听见操场边的双杠上，传过来木杠在铁架上发出有重力的震荡声。他们稍稍默了一会，南昌说话了。我的父亲，他说，我的父亲一九三四年参加革命，是一名老党员——南昌忽感到骇怕，心跳加快。他想他是不是莽撞了，竟然对一个外人——他此时发觉，陈卓然对于他几乎是个陌生人，他却对陈卓然在谈他的父亲。可是，已经收不回去了。而且，他虽然看不见陈卓然，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了，却分明感觉到陈卓然的鼓励，他在倾听。于是，他停不下来。就好像在听别人说话，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操场上方细弱地回荡。气温在回升，风完全止了，天际处的红线隐入黑色的天幕，并没有变得更暗，反有一种亮，使天色变成一种钢蓝。他从父亲的资历说起，说到他从事的工作，以及他的直接领导所介入的事件，陈卓然显然对这事件有更多的了解。所以，谈话中有一个阶段改换成陈卓然说，南昌听。他其实是第一次听到比较完整的关于党史上这桩公案的叙述，不禁一阵寒栗，想父亲他已经濒临危险。同时，又生出骄傲，因父亲曾经与党的存亡关头如此接近。他沉浸在这样复杂的情绪里，经陈卓然提醒，才想起中断了的话题。

    陈卓然的叙述微妙地改变了南昌找陈卓然“谈谈”的初衷，他不由自主地怀了些尊敬的口吻，续上话题，再一次谈起父亲和他们子女，尤其是和他的接触，着重说了那几年在北京的生活。其实他几乎全无记忆，只有一些零碎的场景。比如南华门的宫墙上，槐树的枝叶的影；冬天时居处的院子，出人的一个老头，穿着黑棉袄裤，有一回带给他一捧甜脆的鲜枣，是专门烧锅炉的昌平县农人；托儿所午觉时分，透过小床的木栅栏，看见烟囱炉上坐的水，咕噜冒汽，将壶盖一次一次顶起来这些记忆和父亲全无干系，他几乎看不见父亲的面容。他的讲述不得不很快过渡到现在时，于是，困惑又涌上来，将方才正面的心情盖过了。这时候，他不再有顾虑，谈话到了这么一个阶段，倾诉使彼此成了知己，知己间的欣悦之情，又使倾诉的热情高涨。他激动地说到这天下午与父亲的交锋，父亲讥诮的神情，还有——他犹豫了一下，说出口来，父亲看上去，就像一个托派分子。他吓了一跳，惶悚地向陈卓然看去，陈卓然也看向他。这是自谈话以来两人第一次对视，两人的眼睛在黑暗中发光，有一种巨大的，近于神圣的恐惧在两人之间升起。他们从来也没有看见过一个真正的托派，但在概念中已经有一个清晰的轮廓。总是苍白的脸，郁郁寡欢的神情，怀疑、动摇、软弱、无政府的倾向。这天谈话的结果，是陈卓然向南昌提议，见一见他的父亲。

    陈卓然早就知道南昌的背景，这可说是他对南昌有兴趣的主要原因。当然，南昌本身也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就是他有一种思索的表情。在陈卓然，无论是生父还是继父，都是行伍，头脑比较简单，而他却是个热衷思想的人。由于年长，由于读书，还由于思考的习惯，他比南昌了解事物的复杂性，也对事物的复杂性感兴趣。他喜欢事物里的矛盾性质——当一种主义明显优于另一种主义，却又同时明显地难以实施，反是另一种劣质的主义可能顺利贯彻；而优质的主义常常要经过劣质的才可接近，在接近的途中，则有着被腐蚀的危险，不等抵达目的，已经变质；那许多主义，其实都是由一个起源性质的主义派生出来，就好像一个家族；也像是亲缘关系，血缘越近的越容易起反抗，往往是，差之分毫，失之千里；每一种主义，都拥有着自己的修辞上的逻辑，由这修辞的逻辑拓开一个又一个独立空间，远远超出了物质世界的容积量，是可无限扩张，无限大的。这就是理论的愉悦感。然而，陈卓然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对理论所来自或者所针对的实际性有着好奇心，对“主义”的具体代表，也就是扮演者有着好奇心，南昌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个。

    虽然南昌有着种种顾虑，但因是陈卓然的请求，便无法推托了。这一天，正是一九六七年的元旦，他们两人骑着自行车上路了。离开公寓大楼十来米远，南昌就看见大门旁的墙上，贴了白色的公告，上面写着父亲的名字。南昌只觉血涌上头部，眼睛都模糊了。他努力保持镇定，骑到跟前，停下车，将通告看了一遍，却不知道什么意思，于是又看一遍。原来是禁令父亲在假期内外出。他心里木木然的，陈卓然却像什么也没看见，走在了前边。等他醒悟过来，赶上几步，拿出钥匙开门。令他始料不及，家里的气氛近乎喧哗，门厅里都是人，围着方桌在包饺子，扑面而来一股和着葱韭蒜姜的鲜肉气味，同门外禁令通告很不符地，竟是一派过年的景象。由于人多，他们这两个的到来并未引起特别的注意，甚至陈卓然这个生人也没让屋里的人伫留一下眼光。也是因为这种家庭向来门户不严，往来杂沓。更让南昌意外的是，父亲也在门厅里。几扇房门都敞着，就有光线进来，门厅变得亮堂了。南昌绕过方桌，将陈卓然带到父亲面前，作了介绍，陈卓然称了声“叔叔”这一声“叔叔”表示出一点同宗同族的意思，因他们这样的出身，就像是一个大家庭，都是叔叔伯伯阿姨。父亲点点头，问，外面的形势如何？说来听听。父亲的神情很轻松，脸色甚至是开朗的。南昌极少看见父亲愉快的表情，此时他并没有受到感染而快乐起来，反感到不安。在父亲新的表情后面，似乎有一种原先守持着的什么在松弛和颓圮下来。陈卓然没有回答“叔叔”的问题，而是礼貌地问候“叔叔”的身体，这多少有一些掌控谈话局面的企图，但父亲的注意力却又回到方桌上的热闹。孩子们都到齐了，因为父亲在场，格外兴奋着。父亲说，轮到小四了。于是，小四红着脸开始说了。在他们俩来到之前进行的游戏，又继续下去了。

    小四说的故事是关于警察和小偷。说的是有一日，警察抓了三个小偷，让他们一列站开对着训话。警察对第一个小偷说：你为什么偷东西？第二个小偷回答：我没有偷东西；警察对第二个小偷说：我没有同你说话；第三个小偷回答：我没有说话，这是什么道理？小四侧过头问大家，大家都纳闷着，小四回答：警察是个斜眼！父亲爆发出一阵大笑，等别人回过神，笑起来时，父亲已经笑得眼睛都湿了。上午的时间就在说笑话和包饺子中间过去。陈卓然和南昌一起吃了饺子，方才离去。此时，父亲早已进了书房，关上房门，门厅里的光线就暗了一成。走出公寓大楼，骑上车，午后的太阳将街面照得明晃晃的。两人都沉默着，南昌有几次去看陈卓然的脸色，陈卓然的表情显得很凝重。就这样一言不发骑到学校，陈卓然下得车来，看着南昌，停了一会儿，小声但是清晰地说出几个字：你父亲是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