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四度军都春

    　　人的一生仿佛是从大学开始的。

    我带着最初的梦想来到这里，经历了人格的分裂和整合、情感的萌动和纠缠、青春的飞扬和逝去，揣着恨与爱、怨怼与留恋离开这里。坐着送我来报到的那辆车离开，头也不回地离开。

    我试着不去翻动四年来繁杂的记忆，无论这记忆是愁云惨淡或色彩斑斓。可当我身处条件优越的办公室，却时常不由自主地回想起破旧的教学楼、拥挤的学生公寓，回想起图书馆前落英缤纷的西府海棠、服务楼后开得喧嚣的一树桃花，回想起在我面前缓缓飘落的梧桐树叶我这才明白我失去了什么。没有了谆谆教诲，没有了书馨墨香，我已站在象牙塔外。

    刻意遗忘正因为铭心刻骨，不愿回首恰因为牵肠挂肚。四年的时光足以给一个人打上一个学府的烙印，足以给一个人骄傲一生的资本。我记得四年来或悲或喜的每一个细节，甚至记得我来报到的那天，热浪袭人、阳光强烈。

    师友杂忆

    提起母校，我首先想起的不是一桩桩大事小情，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

    讲台上是一群富于人格魅力的老师，一群让我敬佩乃至崇拜的老师。

    我对自己说，如果我做老师，希望可以像李永军老师那样条分缕析，可以像舒国滢老师那样静水流深，可以像张守东老师那样才华横溢，可以像姜晓敏老师那样博闻强志，可以像刘长敏老师那样帅，可以像孙懿华老师那样可爱我无法用列举穷尽我钟爱的老师，因为那么多老师都非常优秀。

    有些老师是偶然邂逅的，却让人“一见钟情”

    大一的时候，我挎着书包在教学楼乱逛，看到一间教室后面站着三三两两的人，于是推门而入。只见讲台上站着一位中年人，穿着一件灰白色的夹克衫，一手夹着粉笔很从容地讲课。他的学者风度一下就吸引了我，这才是我心目中的老师啊。我站着听完了半节课。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舒国滢，我买了他的文集在法律的边缘，他的文字和他的气质一样淡泊宁静。听说他还会吹笛子，我喜欢他的诗人气质。

    大三，我始终不能确定听哪个老师的合同法，索性一个课堂一个课堂听下来再作定夺。我爬到d段四楼，在门口窥见一位帅气的女老师倚在讲桌上神采飞扬地讲课，她做了课件可她不局限于课件，因为她可以不用教案滔滔不绝地讲。我第一次见到一位女老师讲课时这样随意。她叫王玉梅。我喜欢她的潇洒不羁。

    更巧的是，大二上学期，我慕名去听一位老师的刑法，没想到却等到一名代课老师。我看他有些面熟，就听台下议论纷纷：“这不是曲新久吗，经常上今日说法的那个”他没电视上那么严肃，还爱插科打诨，但依然保持着学人的严谨。我喜欢他的深入浅出。

    有些老师早已声名远播，第一节课教室就被旁听的学生围得水泄不通。这些老师中讲课风格最对我胃口的莫过于李永军老师。虽然他不认识我，我也没和他交谈过，可我庆幸能找到一位如此适合我的老师。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简明扼要。和我理想中的授课方式一模一样，深知他的语速和我记笔记的速度都相当吻合，李老师在合同法等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可他从不把问题复杂化，他很清楚自己教的是本科生，他的任务只是把学生领进法学的殿堂。

    我为了听他的课经常早早地就搬上小板凳坐在前排，午饭只啃一个馒头。有一次没挤进教室，就在墙外听了一节课。不独是我，听他课的学生，人人如此，届届如此。第二年、第三年，每次我经过他的课堂，都会被越来越浩大的声势震撼。一个下雨天，阶教挤满了人，大厅摆满了伞，我心想，肯定是李老师的课，老师做到这个份上实在难得。

    有些老师却像一盅老汤，入口平常，但越熬越香。

    选修中国法律思想史时，我并不知道姜晓敏是谁。她貌不惊人，也没什么名气，可慢慢地大家都被她的学识打动，听课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她的课在早上头两节，很多学生迟到，她一边讲，学生一边哗啦啦地进教室，可她从不发火，依然慢条斯理地描述从古到今一个个思想家。她爱穿一身运动服，扎一个简单的马尾，仿佛刚晨练回来，还微微喘着气，一片纸也不带地走进来，拿起粉笔就开讲，那些拗口的古语一写就是一黑板。

    同学曾感慨，做老师就要像姜老师这样。她肯定是羡慕姜老师的修养，欣赏她由内而外散发的魅力。

    讲台下则是一群聪明机敏、出类拔萃的学生。

    我记得那些让我仰慕的学长。

    陈文炯是我在学生会的顶头上司，他曾荣获全国大专辩论赛的最佳辩手。他在辩场上语言凌厉、咄咄逼人，生活里很沉稳，语速不快，一边想一边说，不了解他的人很难想象他是一个优秀的辩手，而实际上，他是天生的辩手，一上辩场就思维敏捷、光芒四射。

    另一位给我深刻印象的辩手是张天任。他是我教练的教练，身上有一种思辨的气质、逻辑的力量，他的辩论方式诚恳而儒雅，重在以理服人。他给我辅导辩论时，我觉得一个年级就是一重天，面对一位大三的师兄，我只能仰望。

    值得我仰望的学长那么多，或者口若悬河，或者才气逼人，或者品学兼优，或者他们是我的榜样，他们的出众成就了一个学府的出众。

    我也记得那些给我欢乐的好友。

    dingle是我的下铺，为人很随和，既热心又冷酷，性情中人。这样的人真实，对朋友厚道，值得信赖。她经常说自己是坏人，可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很善良。

    我珍惜她的每一句忠告。尽管她的真话有时让人恼羞成怒，可这个年代能对你说真话的朋友太少了。她会一边骂我不会照顾自己，一边给我准备热宝；一边说我傻，一边教我如何做事。

    能成为朋友总是因为有一些共同点。我和她都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都缺乏实现梦想的毅力，于是我们成了考研战友。考研二人组理所当然地全军覆没了，而考研的那段日子却让人难以忘怀。

    dingle说她喜欢晚上回寝室时走在路上的感觉，一天学习的动力就在于此。她坚持走安静的林荫道，不走热闹的服务楼。那时候，白天热闹的校园忽然变得恬静，偶尔空气很湿润，呼吸是一种享受。远处的军都山影影绰绰，校园里的杨树叶子沙沙作响。我们走得很慢，胡吹神侃，很严肃地谈一些空泛的道理，而后大笑收场。我们都知道自己是只会空谈的懒虫。那时候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想着苦难的一天结束了，可以休息了。

    如今没人陪我走林荫道了，也没人和我斗嘴了，日子冷清得很。有个朋友天天骂我气我，也挺好。

    还有四儿，我喜欢看你和dingle掐来掐去，看你们俩做完傻事不知如何收场。看着你们可爱的样子我很伤心，没有你们的日子我该怎么办；莺莺，又聪明又可爱的学习超人，我们都自称文艺青年，总有那么多共同话题；落落，大一元旦的时候，寝室只剩我们俩，可那个元旦过得很温暖

    这些良师益友告诉我优秀的人是什么样子，他们的优秀也成就了一个大学的优秀。我为你们而骄傲。

    独自行走

    以前的我是那样向往北京，那么迫切地想成为首都人民，于是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对很有希望考上的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不作考虑，却选择了一所学科设置单一的学校。这样抉择只因为它在北京。

    几个月后，我揣着录取通知书，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北京。当年的我还是那样心高气傲，本想像北京人在纽约里王启明喊“曼哈顿，我来了”那样喊一声“北京，我来了”没想到一出西客站就被一座座高楼、一条条大道压迫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就是北京，它有着今朝京城的气派，也有着昔日皇城的铺张。它让你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渺小。在这座兼具历史感与现代感的都市面前，我唯有沉默。

    上了大学，面对突如其来又令人恐慌的自由，我不知所措。于是我尝试用旅行去排遣。在周末，带上一本履行手册、一张地图，溜出校园，去触摸北京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我喜欢这种感觉，背包走天涯的感觉“天地间有我在行走”的感觉。

    一个秋日的清晨，我背上行囊出发。北京城尚未完全苏醒，车辆和行人都很少，街上冷清、静谧。地坛公园传来咿咿呀呀的胡琴声，票友们在切磋技艺；景山公园的歪脖子树下，一群老太太在跳扇子舞；什刹海旁老爷子们在等着鱼儿上钩。这就是清晨的北京。我，一个局外人的贸然出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在这幅北京人怡然自得的图景中显得突兀和格格不入。在他们讶异的目光里，我知趣地离开了。

    我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有时不肯搭车宁愿步行，以便欣赏深秋的美景。北京的秋天真美，天空蓝得澄澈，空气异常清新。有人说，北京的秋天像华丽的马车行驶在空荡荡的石板路上。形容得真好。想知道什么叫秋高气爽，就来北京吧。

    我的身影出现在各种景点：博物馆、名人故居、名胜古迹。

    在科技馆，我羡慕北京的孩子能享受到如此生动的科普教育；在电信博物馆，我为它设备的齐全、资料的翔实而激动不已。

    我喜欢郭沫若故居里的那棵柿子树，树上结满了柿子，柿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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