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文相其君而篡之,亦贼也。”
也是在那一年(373年),桓温因病去世,时年六十二岁。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桓温想要的,不过“加九锡”而已。但由于谢安的敷衍,未能如愿。
据载,桓温以为简文帝临死将禅位于己,不然也会使己如周公行居摄之事。证据在于写给其弟桓冲的信中有这样一句:“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
不满意是一定的,但是,如果仅凭这一点就说桓温想要“遗诏传位”,却也是子虚乌有。中国封建历史两千余年,从未有过皇帝遗诏传位给大臣的事情发生。那么,这种二二的想法从何而来呢?如果是真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东晋帝国的三军统帅,权倾朝野的桓温,在思考国家大事的时候,居然萌萌哒!
从史书中来!
纵观桓温一生,攻灭成汉、西取巴蜀;北伐关中,兵临灞上;大破姚襄,收复京洛;再攻关东,功败垂成;主持土断,压制门阀;论文治武功,东晋一朝无人能及。
是想当皇帝的,但终究没有去做。可是,天下欲称王称帝者不知凡几,为什么单单要骂桓温!
或许,只有真的做了,而且做踏实了,也就无人敢骂了。
桓温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成语典故,知名度甚至超过了他本人:
他的谋主是“入幕之宾”郗超;他的妻子对情敌“我见犹怜”;连他的主薄也善辨美酒,管好酒叫“青州从事”,劣酒叫“平原督邮”。
他在行军路
上,怜悯因思子而“肝肠寸断”的母猴,处罚捕猴的士兵;看到昔年亲手植下的柳木,长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竟至泣下。
他是天下知名的孝子,为父报仇枕戈泣血整整三年,曾自解权柄为母送葬,却又在绝壁天悬下高呼“既为忠臣则不得为孝子”。
腐朽高门不喜欢桓温勤于军政,却短于玄谈和经学,骂他是“老卒”,于是就有了“我不为老卒,尔辈安得高坐?”之高论。
他以豪杰自许,以功业自励,称大逆贼王敦是“可人”,也曾自比刘琨,只因同样有荡涤中原之志。
他从不遮掩自己的野心,以晋帝国奠基之祖司马懿为偶像。在奢靡之世,他俭约自苦,每次宴饮仅以茶果待客,一生所求唯有梦想。最终喊出了那句中国历史上最具真性情的名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几十年来,他的幕府名士众多,太尉郗鉴的孙子郗超是他的谋主,谢安的长兄谢奕经他举荐为方镇,王导的孙子王珣为他主簿掌管军中机务,甚至后来的北府军创立者谢玄也给他做着参军,连大宰相谢安自己也曾拜在桓温府上。
世家大族之所以制衡桓温,只是希望尽可能维持贵族虚君制,以便使自己家族的利益能够最大化。从不当真对司马氏有什么忠诚,更没有人愿意为晋帝国的社稷殉葬。谢安们不过是号准了桓温不想撕破脸,才敷衍了事。一边明面上不合作,一边早早便让家中子弟在可能的桓氏新朝谋求出路。
清流领袖谢安见桓温而行君臣大礼,用“君拜于前,臣怎可揖于后”,忿然表示对司马昱沦为权臣手中木偶的不满,并在多年后仍讥刺司马昱这个“先帝”除了会清谈、只配比于痴儿司马衷。一句“简文(司马昱)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如此,盖棺定论。
桓温死后,并没有将桓氏基业留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交给了一直主张对朝廷恭守臣节的弟弟桓冲。
十年之后,正是镇守荆州的桓冲率领桓温一生经营的西府军,和代表中枢的谢氏北府军精诚合作,打赢了实力悬殊的淝水之战,令如庞然大物一般的前秦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进而兵锋直抵黄河,一举收复河南,建立了自永嘉南渡以来东晋帝国空前之武功。
千百年来,多少人嘲笑桓温欠缺后辈赌徒的胆略和勇气……。
他当然想做帝王,想做的却是一个凛凛然有生气、为后世留下各种佳话逸事的名士帝王,而不是彻头彻尾只为利益驱动的政治动物。
他当然想驱除胡虏一统河山,但是想恢复的却是名士风流的太康盛世,而不是法吏当道的秦汉帝国。
哪怕内心洞澈、世事通明,行事亦未必非要人情练达,偏要任性恣意书写华章,世俗权位和功业皆我欲也,精神上的华贵崇高同样亦我欲也。
“越石已矣,千载而下,犹有生气。彼石勒段磾,今竟何在?”秉承着刘琨一样的魏晋风骨,千载之下栩栩如生,桓温亦是如此人物!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