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更加混乱,洛阳城内的大晋朝臣们没有什么应对。
外有大军压境,城内缺吃少喝人心浮动;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东海王司马越大权独揽,晋怀帝如同他手上的一只木偶;整个朝廷上下离心离德,数年间坐视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迅速崛起,走向强大,拿不出有效可行的方案以救国家于水火。
忘了说了,晋惠帝司马衷已经于307年去世,原因是司马越实在看他不顺眼,就把他给毒死了,换了个皇帝继续做傀儡。这种事司马衷是很有经验地,从一登基继位就开始,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司马越想换人,继任的就是晋怀帝司马炽。
山雨欲来风满楼,整个洛阳城,处处弥漫着亡国的气息。
救世之臣,百年不得一遇。危机中的大晋没有福气碰到那样一个能够挽狂澜于即倒的一代英杰,或许曾出现过,但被司马伦、司马越之流扼杀在摇篮里,湮灭在茫茫人海中,连个泡都没来得及冒一下,就已经被八王之乱的连年战火烧的粉身碎骨。或许只是某个士兵不经意间的挥刀,就要了那位旷世奇才的小命。
救世之臣是指望不上了,但救时之臣还是有的,像在晋阳地区与匈奴汉国作战的刘琨,青州刺史苟晞,都堪称为晋朝最后的救命稻草。但苟晞和司马越不是一个阵地的战友,司马越不敢用。刘琨关于“借晋北鲜卑拓跋琦卢之兵,联络各方,共讨刘聪、石勒”的计策因司马越不敢用人而搁置。
借用鲜卑军队参战是会带来新问题的,引狼入室的问题。打完了仗,人家要是赖着不走怎么办?可更大的问题是,如果家都丢了,哪里还管什么入不入室!记得有一部关于战场救护的书这样说到:战场上对伤员的急救,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让伤员们活下来。只有活下来,之后我们才能继续谈后遗症,谈伤残。
总之,这个在当时还算不错的主意被司马越否决了。不是因为后遗症,而是因为对自己家将军的猜忌之心。
晋怀帝司马炽命令各地勤王的诏书如纸片一般撒出,也如纸片一般没人在意。司马炽还是很在意国家存亡的,应该说是很在意自己的性命。他曾凄楚哀怜、窘相毕现的叮嘱使者要告诉各地守臣、将领:现在还可来救,再晚就等不及了!只是,当家的是司马越。没人在意傀儡皇帝的命令,因为他是傀儡;没人愿听司马越的命令,因为他不是皇帝。
洛阳,没人管了。
古人曰过:君劳臣辱,君辱臣死!那时那地,满朝文武,没有人因为晋怀帝的处境感到羞愧,更不要提“死”这个字眼。连年的动乱和奸臣当道,大臣们看惯了兴衰更替,抓紧回家收拾金银细软,带上老婆孩子,准备跑路。什么“疾风知劲草,国乱显忠臣”的大道理,即使听过,也要把它选择性遗忘。
当时,只有两人愿意赴难效命。一个是襄阳山简(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之子),另一位是荆州王澄。山简的兵马出了襄阳没多久就被流民王如击败,王澄的军队听得山简兵败,不战自溃。
这是仅有的两路援军,连匈奴汉国正规军的面都没见着就大败而回。并且,一退再退,连原来的地盘都守住不得。
曾经的曹魏,仅靠着中原半壁江山,灭匈奴、平乌桓,虎视何雄哉!曾经的蜀汉,偏安西南一隅,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打得司马懿丢盔弃甲,司马昭魂飞魄散。曾经的东吴,坐断东南战未休,生子当如孙仲谋。碧眼儿的江山如铁打铜铸一般。
这些国家,事实上都被大晋给灭了(包括蜀汉)。可是一统天下的大晋帝国,区区三十年后,竟然孱弱到连小小匈奴都奈何不得,反倒是面临着亡国地威胁。不得不发人深省!为什么烂得这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