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而大肆宣传项目里面的优点啊,取得哪些进展啊,什么前途一片光明,研发成功在望之类的好的一方面。毕竟,这是一个涉及到数千亿软妹币的超级大计划,要是让人知道这个项目已经陷入困境,研发成功遥遥无期,那这个项目所面临的压力就是真正的山大了。
“事实上,我国的大飞机研发计划已经有近四十年的历史了,这中间已经经历了‘三上三下’。从1970年8月,开国元首主席、开国总理决策上马运10项目算起,华夏30多年来发展大飞机的航空历程说明,由于研发周期过长,一般在10年左右,大飞机项目很容易中途夭折,政府换届、航空工业规划调整、国防战略调整都多次让大飞机项目的发展付出下马停工的惨重代价。因此,对于这项长周期、高难度、大投入、易失败的高科技工程需要用法律手段来保证其实施,来克服‘下马容易上马难’的实施困境。”赵芷颖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华夏在大飞机研发过程中的问题,并向在座的学生讲述了这个过程中的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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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飞机三上三下的历史来看,很明显是航空工业部‘三步走’策略与国院的干线飞机策略在反复较劲。‘三步走’与‘干线飞机’在反复较劲,你定你的,我****的。国院毕竟不是航空行业主管机构,国院的各级领导难免对技术细节不甚了了,在对于把握航空工业策略的技术方向上稍有疏忽,‘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自主的大飞机研制就成了引进合资,或者是变成了支线飞机的‘三步走’。国院决议上明明已经通过的发展大飞机决策,到了航空工业系统的领导层和执行层就成了‘三步走’,真是‘令不出中南海’。”
“在刚刚打开国门脱离计划经济的时代,出国考察是一件如同登月的人生快事,引进合资可以为主管部门官员提供大量出国考察的难得机会。也许更有些说不清的个人所得,原大飞机项目的某个负责人的叛逃事件就是一个典型,被美籍华人张某的商业贿赂所征服,坚决不买运国产飞机,从而直接导致大飞机项目下马,危害了华夏整个航空工业的路线决策。航空工业作为传统的军工产业,决策和管理体制封闭,类似准军事化体系,自成一家,除了国院的决策以外,社会舆论很难影响航空工业部门的决策。一旦国院的决策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执行,关起门来,自行其是走上自己最认可的‘航空工业客观规律发展’就成了必然选择。”
“2007年2月26日,国院决议上马大飞机,已经是华夏30多年来第四次大飞机决策了。与前三次不同的是,这次大飞机决策在社会舆论上是全民动员,前三次都是上层秘密决策,工程悄悄进行,因此停工下马也是默默停止,工程队伍悄悄解散,一切议论被勒令封口,在国防工业体系里面的内幕没有社会舆论的干涉,大飞机工程三次死亡也就是悄无声息的。第一次大飞机计划的问题之所以能够具有今天的社会知名度,最初与决策体制内的非航空专家的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动员社会舆论关系很大。但是这些舆论在航空工业管理部门面前还是显得很脆弱,专业领域的‘技术傲慢’与非航空领域、社会民间的热情呼吁形成强烈反差。2006年11月24日《华夏航空报》刊登国防科某位领导在华夏一航第三次管理工作会上的讲话强调,对于大飞机,业内人士必须停止有害的争论,业外人士应该停止添乱的进言。这篇一航的内部工业讲话,在互联网上被广泛流传,明显是意有所指。”
“这次上马大飞机,正值华夏的国防工业体制改革之际,国防工业在向民间企业开放。大飞机的决策也破天荒地公之于众,中央、国院向全世界显示了自己发展大飞机的坚定决心,也因而引发了美国对华夏崛起的一些担忧。因此,本次文总理决策上马大飞机项目,具有打破传统垄断,进行体制创新的意义,这是不同于以往前三次上马大飞机的根本区别。”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航空工业部门的传统决策习惯,两年前,一位航空部门的领导表示,华夏一定会把自己制造的大飞机拿出来,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制造大飞机的明确时间表,现在注重的是大飞机的技术路线和进行前期论证工作,发展重点是:以支线飞机起步,然后发展窄体干线客机,最终发展宽体干线客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