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节检察官的演说

命运——地一味预报不祥。我们今天在这法庭上看到，真理的直接的力量还活在他的年轻的心里，家庭间的亲人手足之情还没有被他的无信仰和道德上的犬儒主义所淹没，——那些东西多半是遗传而来的，不见得是真正的思想斗争的结果。现在还有一个儿子，他还年轻，地虔信上帝，性格温顺，和他的哥哥的阴沉而有腐化作用的世界观相反。他在寻找道路，以便附和所谓‘人民的理想’，换言之也就是我们那些有思想的知识阶层的理论界人士用这个聪明的名词所称呼的一切。你们瞧，他投奔了修道院。他几乎当了修士。我觉得，他的心里似乎是无意识地，而且那样早期地表现出一种胆怯的绝望。我们可怜的社会里现在有许多人因为怕犬儒主义和它的腐化作用，把一切罪恶都错误地归咎于欧洲文明，于是就抱着这样的绝望心情，投到所谓‘家乡的土壤’上去，投到所谓家乡土地的慈母怀抱中去，象受了幻影惊吓的小孩一般，但求在衰弱的母亲的干瘪的胸前安安静静地睡一觉，甚至睡一辈子，只要能看不见那些吓唬他们的可怕的东西就好。就我来说，我希望这位善良而有才能的青年前途无限，希望他的年轻人的乐观和对于人民理想的渴慕，以后不要在精神上变为蒙昧的神秘主义，在政治上变为顽固的沙文主义，象事实上时常发生的那样。神秘主义和沙文主义这两种东西对于民族的流毒，也许比盲目抄袭和歪曲误解欧洲文明而迅速产生的腐化作用更加厉害，他的哥哥正是中了这种腐化的害。”——

    注：1“在我死后，随它陆沉也罢。”法王路易十五的话——

    说到沙文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时候，又传出了两三下掌声。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显然也说得忘了情，说的话几乎都与本案无关，而且还说得十分不着边际，但是这个痨病型的、愤激的人太想发表意见了，哪怕一生只有一次发表的机会也好。以后有人说，他这样分析伊凡-费多罗维奇的性格，甚至是出于一种不体面的动机，因为伊凡曾有一两次在辩论的时候当众给过他难堪，伊波利特-基里浴维奇记住了这个仇，现在想乘机报复，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下这样的结论。总而言之，这一切还只是一个引子，以后才较直接地接触到案子的本身。

    “但现在还是来讲这个现代家庭的家长的另一个儿子吧，”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继续说“他坐在被告席上，他就在我们的面前。他的成就，他的一生和他的事业，也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时间一到，一切就都抖落出来，都暴露无遗了。他和他两个兄弟的‘欧化’和‘人民的理想’相反，似乎代表着地道的俄罗斯，——噢，不是全部的俄罗斯，假使是全部的，那才糟糕哩！但是现在摆在面前的就是我们亲爱的俄罗斯——我们的母亲，完全是她的声音，她的气息。哎，我们是毫不做假的，我们是善与恶的奇妙的交织体。我们爱启蒙和席勒，同时也在酒店里酗酒，揪断我们醉鬼酒友的胡须。哎，我们有时也性情优良，行为正直，但是只在别人也对我们性情优良行为正直的时候。我们的胸膛里甚至还汹涌着——正是汹涌着——高尚的理想，但是以这些理想自行从天而降为条件，主要的是必须不付代价，唾手而得。我们最不爱付出代价，却极爱取得，而且在每件事情上都是这样。哦，只要把各式各样的人生幸福都给我们（一定要各式各样的，打点折扣都不行），特别是一点也不要违拗我们的脾气，那我们也可以显示出，我们是能够性情优良行为端正的。我们并不贪婪，决不，只要你们给我们钱，多多地给，越多越好，你们就会看到我们是多么豪爽大方，对于傥来之物怎样毫不在乎，一夜之间就能在狂饮无度中把它挥霍殆尽。但如果不给我们，我们就会显示出，在我们十分需要钱的时候是如何善于弄到它。不过这一层以后再说，我们要按部就班地来讲。最初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不幸的、被遗弃的男孩，‘被扔在后院，没有鞋穿，’我们的尊贵而受敬重的同胞——可惜是外国出生的——刚才这样形容过！我还要重复一遍，我是不肯把为被告辩护的事让给任何人的！我是公诉人，我也是辩护人。是的，我们也是人；我们也能估量童年时代和家庭间的最初印象会对性格发生怎样的影响。但以后这个男孩已一步步成为少年，成为青年，成为军官，由于他的狂暴的举动，和跟人家决斗，被流放到我们美好的俄罗斯的某一个边远的小城。他在那里服役，他在那里酗酒。自然，船大吃水也深，他需要金钱，首先是金钱，于是他同他父亲在经过了长期的争论以后，决定最后拿六千卢布清账。这款子当时寄给他了。请你们注意，他立了一张字据。他写过一封信，其中实际上声明他不再要求其它款项，就以这六千卢布彻底了结他和父亲间关于遗产的争端。当时他和那位性格高尚，才智超群的年轻小姐相遇。哦，我不想再冒昧详细复述，你们刚才已经听到了。这里有荣誉，这里有自我牺牲，我没有话可说。一个轻浮荒唐，但在真正的高尚情操和崇高思想之前低首下心的青年人的形象，在我们的面前一时显得是非凡地可爱可敬。但是忽然在这以后，就在这个法庭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又突然来了个大翻个。我还是不敢冒昧地随意乱加猜度，不想去分析其中的原因。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其中总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位小姐，脸上流着久久隐藏心中的愤恨的眼泪，对我们宣布，是他，正是他首先因为她做出了那次也许流于轻率急躁，但总不失为高尚慷慨的冲动行为而看不起她。但是正是他，正是这位小姐的未婚夫，首先现出嘲讽的冷笑，这冷笑偏偏从他的脸上发出来，是使她受不了的。她知道他已经变心，——他一面变心，一面还深信她非得忍受他的一切行为，甚至包括他的变心不可，她知道这个，却故意给他三千卢布，并且明显地，十分明显地对他暗示，她给他这钱恰恰是供他作变心之用的。‘看你会不会收下来！看你是不是那样无赖！’她用裁判官似的、试探的眼神默默地对他说。他看着她，完全了解她的意思（他刚在大家面前承认过他是完全了解的），但他却毫不游移地揣起这三千卢布，两天的工夫就和他的新宠一块儿把它挥霍光了！究竟应该相信什么？是相信最初的传说，相信把最后的活命之资拿出来，在美德之前低首下心的那种高尚正直的激情举动？还是相信事情的背面，那样令人厌恶的另一方面？人生一般总是在两种互相矛盾的真理之间寻找中庸，在这件事情上这样却不见得行得通。大概在第一件事情上他是真实不欺地高尚正直，而在第二件事情上也是真实不欺地无耻卑鄙。为什么？正就是因为我们具有那种宽阔的、卡拉马佐夫式的性格，——我说话的本意就在这里，——能够兼容并蓄各式各样的矛盾，同时体味两个深渊，一个在我们头顶上，是高尚的理想的深渊，一个在我们脚底下，是极为卑鄙丑恶的堕落的深渊。你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位青年观察者，对卡拉马佐夫一家曾作过深刻而切近的考察的拉基金先生不久前刚谈过的一个极精彩的思想：‘对这类放荡不羁的天性来说，堕落受辱的感觉和高尚正直的感觉一样，都是他们所需要的。这是实在话：他们正是时常而且不断地需要这种不自然的混合。两个深渊，诸位，同时体味两个深渊，——没有这个，我们是不幸的，也是不满足的，我们的生存是不完美的。我们的天性宽大，和我们的母亲俄罗斯一样，无所不包，同一切都能相安！诸位陪审员，我要顺便说一句：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三千卢布，让我稍为提前一点来说说吧。你们想一想，他，这位人物，在刚刚收下了这笔钱，而且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收下来的，受到那样的羞辱，在最严重的屈辱下收了下来，——可是你们想一想，据说他居然能在当天分出一半来，缝在护身香囊里，而且有决心把它挂在脖子上整月不动，不顾一切的诱惑和极度的急需！并且不管是在酒店里酗酒的时候，还是在他不得不赶出城去，向不知什么人设法张罗他极需要的钱，以便把他的情人带走，脱离他的情敌和父亲的诱惑的时候，他都没有勇气去动一动这个护身香囊。即使单只为了不使他的情人受他所嫉妒的老人诱惑，他也应该拆开护身香囊，留在家里，寸步不离地看守他的情人，等候她一说：‘我是你的’，就立刻和她远走高飞，离开现在这个不幸的环境。但是不，他并没碰他的圣物，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说过，首先第一个理由就是在人家对他说：‘我是你的，你可以把我带到随便什么地方去’的时候，他可以有现钱把她带走。但是根据被告自己的说法，这第一个理由显然远远不如第二个理由。据他说：在我身上怀着这笔钱的时候，‘我是卑鄙的人，却不是贼’，因为我永远可以走到被我侮辱的未婚妻面前，把从她那里起来的那笔款子的一半交给她，永远可以对她说：‘你瞧，我花掉了你的款项的半数，因此证明我是理智薄弱、不讲道德的人，如果你愿意这样说，还是一个卑鄙的人（我用被告自己说的话），但是虽然我是卑鄙的人，却并不是贼，因为假使我是贼，就决不会把留下来的一半钱交还给你，一定会和前一半一样，把它吞没花光’。这真是对事实的一种奇怪的解释！这个疯狂而脆弱的人，不能拒绝在如此耻辱的情况下收下三千卢布的诱惑，竟忽然会在自己身上出现这样坚决的自制，脖子上挂着几千卢布，却不敢动它一动！这和我们所分析的性格有一点符合的地方么！不，所以我要大胆对你们讲讲真正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假如真的曾经决定把钱缝在护身香囊里的话，他在这种情况下将会作出怎样的行动。在他已经把这笔钱的半数同他的情人两人花光了以后，只要一遇到诱惑，哪怕就是为了博他的新宠的欢心，他也一定会解开他的护身香囊，从里面分出——唔，第一次就算只分出一百卢布好了，因为何必一定要交还半数——一千五百卢布呢，有一千四百也就够了；因为事情仍旧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是卑鄙的人，却不是贼，因为到底把一千四百卢布交了回来，贼是要全部拿走，不会交还的。’然后过一些时候，他又会解开护身香囊，又会拿出第二个一百卢布，以后再取一百，再取一百，不到月底便取出了倒数第二个一百，他会说，即使只交还一百，事情也还是一样，我到底‘只是一个卑鄙的人，而不是贼。花去了两千九百，到底交还了一百，贼是连这也不会还的。’最后，在花掉了倒数第二个一百卢布以后，看了看最后的一百，会对自己说：‘干脆连这一百也不必还了，把它也花掉了吧！’我们所知道的，真正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会这样做的！至于关于护身香囊的说法，那简直再没有更比它和现实相矛盾的了。其他一切都可以设想，却没法设想这样的事情。但这我们留到以后再说吧。”

    在依次阐明法庭侦讯所调查到的关于父子间财产争执和家庭关系的一切详情，一再作出推论说，根据已知的事实，在遗产分配问题上丝毫无法判定谁欺骗了谁、谁欠了谁之后，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在谈到象强迫观念似的牢据在米卡的脑子里的那三千卢布时，又讲起了医生的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