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撰稿人。
就算是各大书院的学刊,也对戏曲等时下的潮流现象有所涉及。但学刊与报纸等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便是本身并不持观点,同一学刊中的文章分别由不同的作者完成,而作者的观点往往并不一致。甚至有时候,一本学刊中数位名儒观点都有冲突。在士林看来,学刊这种超然、公正的立场才是真正的出版界的代表。
当然,要说到销量,学刊是拍马也追不上各类期刊报纸的。
对这种现象,朝廷上颇有争论。有相当部分官员认为现在这种状况不利于朝廷一统,似应加以约束。但以马周、房玄龄为首的主要文官集团却对此现象颇为支持,甚至马周都已经建议在御史台专门建立机构,收集报纸中民众的一些对时政、对朝廷的看法与观点,以为对官吏的监督之用。事实上,前不久时便有因为报纸爆料某地某某官员为了讨好莺娘,不惜挥金如土献礼被拒的消息后,御史台由此还揪出了几起案子。各类地方官吏不法行为,也多有因报纸刊登而曝光的。马周在奏折中写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报纸大行,何需谤木。则地方官员,但有污行劣迹,必以此大白于天下,再不得塞众人悠悠之口矣。民情之畅达,自古以来无过于此者。”
当然在大多数官员心目中,对期刊报纸的重视程度并不高,在他们看来,这些刊物的娱乐意义,远远高于政治意义。
李世民对于这方面的敏感程度,显然要高于大臣们。在各家刊物开始出版以来,李世民就一直关注其进展。据说在有关人员的进言下,李世民颇有意朝廷也出版一份类似的刊物,但又一直未定下章程来。虽然国子监有一份国风,算是官办。但那也是一种学刊的性质,并非朝廷的口舌。最后,还是在长孙无忌的力倡下,大唐的第一份官方报纸终于出版了,其名字非常直接地称做官报,内容主要是朝廷的相关政策、新闻与评论观点,而其主管者,正是太子李治。
官报主管确定过程中,颇多周折。虽然表面看来只不过是个闲差事,但很是有几方面争取这一职位。据说吴王李恪为此花了大力气,甚至多次入宫向李世民面陈。但是最终长孙无忌的劝说发挥了决定作用,李治成了官报的主管。而以太子出任此职,也成了日后大唐乃至后世的定例。
在此事决定之后,李治第一时间来拜会了卢鸿。
“父皇定要将此事交付于我,舅舅也要我定须将此事担起来。只是如何着手,本王实在是一筹莫展。”李治向卢鸿诉苦道。
“太子可知为何圣上与长孙大人,都这般看重报纸之事?”
“父皇道,报纸虽然初见端倪,但日后发展不可限量,当为朝廷之喉舌,民情之锣鼓。若得法时,贪官不能弊人耳目,污吏不能掩人视听,是上命下派,下情上达之最佳途径。”
“不错,正是如此,”卢鸿点头,心中暗暗佩服,虽然李世民等看得还略微简单一些,但这些见识,已然是了不得了。“既然已然明了其中关键,太子殿下还有何疑问?”
李治苦恼地道:“若是民报,自然容易办得。只是本王所办却是官报。既为官报,还如何体现民情?若只发布朝廷命令,各家报纸均已做到,何须再多一家官报?”
卢鸿道:“太子殿下所苦恼的,便是官报的立场。其实若想明此节,亦是简单。既为大唐官报,则官报立场,全在大唐利益。”
“利益?”李治一时有些失神:“办报纸与利益何干?难不成咱们官报也要挣钱不成?”
“太子想得太狭仄了。所谓利益,岂只是区区金钱?我大唐百姓富足、官民安定、经济繁荣、武力强盛、威名远播、文化发达,如此种种,均是大唐利益所在。因此,大唐官报所指,必是有益于以上诸情形者,方为官报立论之本。”卢鸿侃侃而谈。
李治回味卢鸿所言,心中渐有所悟。想了一会又对卢鸿道:“果然如此,是李治只看到那些杂谈之类,想得简单,小瞧了这报纸的意义所在。如此卢师能否为李治操持此事,以启官报之风范?”
卢鸿微笑道:“太子既然知道了圣上委任之意,又清楚了官报立场所在,如何还不知道此事关窍?既为官报,则其中怎少得了诸位大人。既然于、马、苏、高诸大人,尽为东宫之属,这官报如何兴办,难道还有何不明白的么?”
李治这才恍然大悟,连连点头。直到此时,他才真正明白这掌握份官报的意义。这份报纸,不只是李世民交给他的一件武器,更是对他的一份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