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样，我挑着几十斤重的担子，站在车箱踏板上，根本进不了车箱。我只能一手扶着担子，一手紧紧抓住车箱把手，情况十分危险。就在这时候，一个善良又和蔼的年青女列车员从人群中冲过来，接过我的担子，并且努力地排开拥挤在车门边的旅客，把我拉进了车箱中间，我才脱离了险境。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位好心的女列车员对我的帮助。可惜我那时年少不知道问她的姓名，真不知如何感谢她了。尽管现在所谓的“红旗列车”不少，但是，像她那样的列车员已经很少见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在农村当知青，生活水平处在当地农民之下。后来，我们也学着当地农民的样子，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我们知青也自己养猪、养鸡鸭，来改善生活。于是，过年的时候，我们也有了“宰年猪”、“打糍粑”的欢乐。那年月，对杀猪的土政策叫做什么“购五留五”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人，养了一头猪，宰杀猪以后，要把一半的猪肉交售给所谓的“公社食品站”剩下的一半才能自己享用。我们知青不管那一套，从城里想办法弄上几斤当时才有的“青扛子酒”或“红苕酒”请本队有头面的农民来大吃一顿，叫做“吃庖汤”剩的几十斤肉就挑回家里来过年了。那时候，我们养猪不像现在用什么现成的如“希望牌”或别的什么牌子的猪饲料，都是自己在田间地头、山上坡下打的猪草，拌上谷糠煮成猪食喂养，到快要过年的前一段时间，就在猪食中掺一些“包谷面”去催肥，一般也就养到百十来斤就宰了。所以，其肉味鲜美，特别是“吃庖汤”时，别提多香了。现在到处都是机制的猪饲料喂大的猪，肥倒是肥，但是，其肉味就再也没有那时候的鲜美了。在那穷困的年代，我们用自己亲手劳动的成果来为家人过年做些贡献，也还真有点“穷开心”呢。

    中国人过年就要回家，任你路途千里迢迢，身处天涯海角，都要不辞辛劳，甚至历经艰难赶回热土家乡，团聚父母亲人身边，过一个团团圆圆、热热闹闹的亲情年。看一看现在每年的“春运”吧，那车站、机场万头攒动，排队长龙的热烈场景，那千军万马奔回家乡过年的宏大场面，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如此盛大的壮举呀！

    记得七十年代末的一个春节前，天寒地冻。要过年了，客运爆棚，开后门找熟人都买不到车票。我们公司上千职工要回家过年，大家急得不得了。为了帮助职工能及时赶回家中过年，公司党委决定派出自己的运输车队所有的解放牌大卡车，装上“蓬布”摆上长凳，按各县、区排定线路和车辆，由各单位党支部负责组织人员，派出带队干部，在年三十的前两天，一批又一批地送职工上路。我那时负责一个队的组织工作，还记得给每个回家过年的职工发送了从外地采购来的“雷公山大曲”酒两瓶。那时候，送“雷公山大曲”已经很不错了，因为当时街面上还没有敞开供应呢。

    后来，改革开放了，国家逐渐富强起来了，平时人们都是大鱼大肉的了，过年也就不再发愁什么“肉”呀“酒”呀的什么了。交通也发达了，高速公路都快联网了，火车、汽车、飞机任选乘坐。回家过年更快捷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钱包鼓起来了，过年送“压岁钱”越来越多了，打麻将娱乐的人也越来越迷了。许多人过年几乎变成了“麻将年”几天几夜不下桌子。这真是给过年添上了一道不知是什么味道的“新菜”啊。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如今又成了中国人过年的一道新风景，年三十晚，全家人团聚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看“春晚”成了过年守岁的新习俗了。到了新年零点钟声响起，人们纷纷拥出家门，燃放鞭炮、烟花，城乡一片欢腾，红红火火迎来又一个新的中国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