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民国四年,我乡不幸天旱,一直到五月底,秧禾还没有栽齐。是年秋收甚劣,不过三四成。当佃户的倘若把课租缴齐与主人(我乡称地主为主人),就要一点儿也不剩,一定要饿死。有些佃户没有方法想,只得请主人吃酒,哀告将课租减少。倘若主人是有点良心的,则或将课租略略减少一点,发一发无上的大慈辈;不过多半主人是不愿意将课租减少的——他们不问佃户有能力缴课租与否,总是硬逼迫佃户将课租缴齐,否则便要驱逐,便要诉之于法律,以抗缴课租罪论。有一些胆小的佃户们,因为怕犯法,只得想方设法,或借贷,或变卖耕具,极力把课租缴齐;倘若主人逼得太紧了,他们又无法子可想,最后的一条路不是自杀,就是卖老婆。有一些胆大的佃户们,没有方法想,只得随着硬抵,结果不是被驱逐,就是挨打,坐监狱。因之,那一年我县的监狱倒是很兴旺的。
我家也是一个佃户。那一年上帝对于穷人大加照顾,一般佃户们都没脱了他的恩惠。我家既然也是一个佃户,当然也脱不了上帝的恩惠,尝一尝一般佃户们所受的痛苦。我家人口共三人,我的父母和我。我在本乡小学校读书,他们俩在家操作;因为天旱,我的书也读不成了,就在家里闲住着。当时我的父母看着收成不好,一家人将要饿死,又加着我们的主人势大,毫不讲一点儿理由,于是天天总是相对着叹气,或相抱着哭泣。这时真是我的小生命中一大波浪。
缴课租的日子到了。我家倘若把收得的一点粮食都缴与主人罢,则我们全家三口人一定要饿死;倘若不缴与主人罢,则主人岂能干休?我的父母足足哭了一夜,我也在旁边伴着他俩老人家哭。第二日早饭过后,主人即派人来到我家索课租。那两个奴才仗着主人的势力,恶狠狠地高声对我父亲说:
“汪老二!我们的主人说了,今天下午你应把课租担送过去,一粒也不许缺少,否则打断你的狗腿!”
我的父母很悲惨地相互默默地望着。那两个奴才把话说完就出门去了。我俯在桌子上,也一声儿不响。到后来还是我母亲先开口问我父亲:
“怎么办呢?”
“你说怎么办呢?只有一条死路!”
我听见我父亲说出一条死路几个字,不禁放声哭了。他俩见我放声哭了,也就大放声哭起来,后来,我想老哭不能完事,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于是我擦一擦眼泪,抬头向父亲说:
“爸爸!我想我们绝对不至于走到死路的。我想你可以到主人家里去哀告哀告,或者主人可以发点慈悲,不至于拼命地逼迫我们。人们大约都有点良心,当真我们的主人是禽兽不成?爸爸!你去试一试,反正我们也没有别的方法可想”
我们的主人是最可恶不过的。人家都称他为刘老太爷;因为他的大儿子在省署里做官——做什么官我也不清楚——有声有势;二儿子在军队里做营长,几次回家来威武极了。这位刘老太爷有这末两位好儿子,当然是可以称雄于乡里的了,因之做恶为祟,任所欲为,谁也不敢说一句闲话。他平素对待自己的佃户,可以说酷虐已极,无以复加!当时我劝我父亲去向他衷告,不过是不得已的办法,我父亲也知道这种办法,是不会得着效果的。不过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也只得要走这一条路。于是我父亲听从了我的话,向我母亲说:
“事到如此地步,我只得去试一试,倘若老天爷不绝我们的生路,他或者也发现点天良,慈悲我们一下,也未可知。我现在就去了,你们且在家等着,莫要着急!”
我父亲踉跄地出门去了。
刘老太爷的家——刘家老楼——离我家不远。父亲去后,我与母亲在家提心吊胆地等着。我只见我母亲的脸一会儿发红,一会儿发白,一会儿又落泪。照着她脸上的变态,我就知道她心里是如何地恐慌,如何地忧惧,如何地悲戚,如何地苦痛。
但是我当时总找不出安慰她老人家的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