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背着光,隔着他的平光镜片,我也看得见他的上下眼皮松泡泡地几层褶子,包着忽闪忽闪的泪水。哪个家庭的父母不养个把冤家?这倒把我、世海、杰克布归成了一类。
世海擦了擦眼泪,用伤风的声音问我能不能帮帮他,去他家偷偷拿一些他的衣服出来。八月一过,雨就会把秋天带来。我说这事我怎么也帮不了他。他说有个叫阿文的女佣是他小时的乳母,可以买通她。我火了,说温世海,以后别器重我干这种内外勾结的事,别指望我每次对日本人的拷打都嘴严。
说完我从茶摊子站起就走,把同坐在一条长凳上的另一个茶客差点给掀到地上去。世海急得英文也忘了,叫道:勿要生气呀!
他付了茶钱,从后面赶上来,嘴里说:好的,那就不去偷!不偷还不行吗?
我又好气又好笑:茶摊上的人现在想,这两个人满口漂亮的外国话,就商量点小偷小摸的事?
我转过脸。世海的样子这一刹那非常稚气。
阿玫姐姐,那就请你偷偷告诉我父母,我还活着,打败日本鬼子,再回家看他们。
这下要哭的是我了。这个世海,放着现成的阔少不做,要过朝不保夕的日子。还没完全发育好的他,哪里来的如此宽阔的心胸?
这是个星期五,彼得从医院请出假来。他让我六点到西摩路口等他,然后跟他去参加犹太会堂的萨巴士。
我站在路口,看见衣着隆重的人们和黑衣黑帽,拖长胡子长鬓须的拉比们陆续走进那座圣殿般的建筑。可以想象那个在第一世纪在反抗罗马人的起义中被毁的耶路撒冷圣堂。彼得跟我讲过他的祖先的事。他的民族的祖先。这是为了心灵自由什么灾难都可以承受的民族。二世纪的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允许他们恢复被毁的圣堂,但他们发现哈德良把丘比特竖在神坛上供他们膜拜时,他们再次揭竿而起。萨盟巴尔可克斯巴将军领导起义者重建了以色列,重建了能够保卫他们心灵自由的城郭和庙宇。尽管最后的代价是哈德良的屠城屠国。那是犹太民族最沉痛的失败,屠夫们穿行在耶路撒冷,大群的战马窒息了,因为犹太人的血没到了马的鼻孔。从那以后,犹太种族从自己的土地上消失了。五十八万人被屠杀,剩下的人被作为奴隶带出了耶路撒冷。就连耶路撒冷也不再存在,因为哈德良皇帝在地图上抹去了她的名字。所有犹太人的城镇,都从地图上涂抹殆尽。
西摩路静下来,会堂门口只剩下我一个人。音乐响起了,彼得还没有来。希伯来文的诵经声把几条马路和一片天空都震动了。
会堂里的犹太教民是从全世界各地来的,偶尔听彼得说到各国犹太人之间的利益、文化分歧。但这时的会堂里,诵经的声音低沉浑厚,像是低低沸煮的声音,沸煮着无论怎样尖锐的区别和差异,熬得所有分歧都融化,成了一大片;那热烘烘的雄浑频率,震动在含着一场雨的大气层里。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我是个在哪里都融化不了的个体。我是个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因此,我在哪里都住不定,到了美国想中国,到了中国也安分不下来。
而寄居在这里的彼得、杰克布、罗恩伯格却不是真正的寄居者。他们定居在这片雄浑的声音里,这片能把他们熔炼成一体的声音。
我站在西摩路这座圣堂前面,一动不动。人能信着什么多好,没有国土也没关系,信仰是他们流动的疆土,嗡嗡的诵读缓缓砌筑,一个城郭圈起来了,不可视,不可触,而正因为它的不可视和不可触,谁也击不溃它。
我一直等到人们从会堂里出来,也没等来彼得。
远处传来手风琴拉的波尔卡。俄国犹太人的家里在举行晚会。俄国人可以比任何民族都沉重,也可以比任何民族都活泼浪漫。
地上的冰棒纸横着卷动,接着,雨来了。我看见一个人踩着波尔卡的节奏向我跑过来。
彼得气喘吁吁地走到我面前说,他以为我已经走了。假如这么一个妙龄女郎等烦了,走了,那只能是他活该,他对我说。他喘得很厉害,一看就知道是跑了老大一截路,周五的萨巴士时间,这一带的黄包车都给占完了。
我问他是不是临时有病人出了情况。他点了点头,吻着我的太阳穴。雨点加大了分量。
他的嘴唇贴在我的鬓角上,用吻问我:假如你等我等不来,你会怎么样?
我说:你说呢?就像你从来不等我,而我不等自来一样。
你看,跟彼得在一起,我是另一个人。
去哪里?彼得问我。
我说找个气氛好的小馆子吃晚饭。跟彼得在一块的这一部分我需要宁静,酷爱窃窃私语的幽暗小天地。一支蜡烛,两盘爽口的简单饭菜,音乐也要,诗也要,要它们替我们把甜蜜傻话说出来。我们在虹口公园附近找了一家奥地利人开的沙龙式餐馆,这天晚上有配乐诗朗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