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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写作每天都是在写向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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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名

    她打造出无数灵魂,集卑微与高尚于一身,尖刻而宽容地活着,沉重而慈悲地爱。她的职业与造物者相类似。她曾经通宵达旦地失眠,最长一次34天不能入睡。痊愈后她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牺牲了一个文学成功者的可能性,而成为一个健康和正常的妻子和女儿。”

    她当过13年士兵上过前线,她做过舞蹈演员至今身材仍然挺拔,她1989年赴美生活,现为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可是,她心里最深刻最鲜明的痕迹,仍是几十年前冬天里的一堆透明糖纸。这个痕迹决定了她从此之后必须写作,也决定了她的终生主题。

    她认同评论者如此说自己“你有的时候是向东方阐述一个西方,有的时候向西方阐述一个东方,有时候是向当代人阐述一个文革,你是一个阐述者。”

    她是严歌苓,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失眠症痊愈者。

    作家严歌苓:一个作家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妓女,一个强盗,一个死囚,一个总统。

    某个黄昏,旧金山的街头。

    严歌苓与身后的少年交错而过,双方姿态如舞姿般优美,不留心几乎看不出这是一场抢劫。

    少年抓住严歌苓项链用力拽脱,衣服拉链锯破她胸口皮肤。少年狂奔逃去。严歌苓神情恍惚伫立,没有尖叫,她沉迷于自己迅速搭建起的故事里“我设想他的心理,他文质彬彬的气质和他的举止实在太不符合。所有人都说你怎么还去走黑路,还是有那么多好奇心,当时他要有一把刀不就捅了你嘛——好像在被捅掉之前,好奇心永远不会死灭。”

    这个亲身经历变成她的一篇小说抢劫犯查理和我。

    “我是一个像猫一样好奇的人,到现在还有许多好奇心没有落实,包括我对妓女,死囚犯等。一个作家身上应该有社会上各种人物的缩影,他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妓女,一个强盗,一个死囚,一个总统。”

    “作家就是最典型的多重人格,他写任何人物都能绝对站在这个人物的立场上,用他的情感去为他的人物辩护,哪怕是最最罪恶的行为。作家不应该有绝对的道德判断,任何一件事如果它有审美价值对作家就足够了。”

    不论好坏,只问美丑。这是她的人性主义的立场,也是严歌苓小说鲜明的色彩基调。

    这些话,由朴实甚至有些木衲的严歌苓静静说出,总会有一种奇特的反差:这样的人,怎么会创造出那样多的面孔,那么多心脏深处藏着风暴、眼睛里边生着惊雷的灵魂,那么多孤高绝望的心灵,是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心灵才会源源不断地诉说这一切?

    “我的童年啊,文革看到父亲被折磨,那个十年,和后来12岁我到部队到25岁退伍,这个阶段使我看到人性的各种各样的表演。”

    她是作家的女儿,从小在音乐、艺术里熏陶长大,这样的聪慧和易碎,文革10年对她的影响可想而知。

    “我是形象记忆和色彩记忆很强的人,我记得一对老年夫妻爬到很高的楼上,他们吃光了半年发的糖果,然后跳楼自杀了,地上被砸出了两个坑。他们剩下很多透明的糖纸,很多天后,糖纸还在那个楼的附近飞,这是我7、8岁时见到的,印象非常深刻。”

    几十年后,说起这些,严歌苓声音矜持,面容淡漠。然而记忆里飘着的彩色糖纸,这么多年都忘不掉,恐怕终生也就忘不掉了。于是成为她终生写作最深的母题,和她书写大洋彼岸的移民生活的小说遥相呼应,组织出一个生于50年代者凄烈的一生。

    12岁当兵,舞蹈演员。25岁退伍时她已经是一名军队作家。

    “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可以写东西?”

    “好像是一夜之间。”

    是中越自卫反击战。在成都军区的严歌苓申请去做前线通讯员,因为她好奇。“到前线后发现战争是这样的,一夜之间可以抬下来一千多名伤兵。”

    从此以后就可以写了。

    局外人严歌苓:我非常满足现在我的边缘人的状态。

    作家娜斯在旧金山的餐馆见过严歌苓。当时她是就餐者,她是女侍者。严歌苓挥手冲队伍尾巴的娜斯大声说:“过来,不用排队!”

    ——说的是中文,又大声,旁边的美国人都看傻了。

    他们不知道给自己端盘子的是多么出色的作家。

    迁徙从童年开始。

    她的童年在上海、安徽两地往返。“我从小就有一种边缘人的状态,到了上海说普通话,到了安徽就说上海话。我总是希望我是一个局外人,外来客,不至完全融入当地文化。”

    生命里最重要的城市是成都,喜欢当地人的幽默,喜欢四川到西藏一路的绮丽山水,上海那种小里弄她是瞧不上的,她喜欢大山大水,浓墨重彩的景色,是不是这样人的心里,注定会有大起大落的感情需要宣泄?

    “到芝加哥时我30岁,那儿是我上学,打工,吃过很多苦的地方,一个让你吃过很多苦的地方,总是会让你有亲切感。人总是这样,爱和恨是一起来的。”

    上海—芝加哥—旧金山—北京她的文学是迁徙文学,候鸟文学。

    不单是她写了移民才是移民小说,而是因为,她写中国,是站在大洋彼岸;写美国,是用一个在中国成长了20多年的人的心态和眼光,她的心态、立场永远在漂浮。

    “我希望自己是个边缘人,在中国作家群里,美国作家群里,我都不是一个随大流的,我根本瞧不起任何一地的主旋律。对任何一个国家,我都很国际化。”

    这样她和任何一个中国的、美国的作家比起来,始终都有她自己的一个格局。

    当她写一时一地的文化风俗人情之时,她会去考察,但会将资料统统“化”掉,打上鲜明的“严歌苓制造”的标志。“我理解的深不深,透不透是另一回事,但我是这样一个立场,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将我化掉。”

    在新书花儿与少年的后记里,她写到纳博科夫:“把没有选择的流亡变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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