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

    北京是城。

    北京城很大很大。

    北京城大得你不知从何读起。

    不必一一列举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比如辖地面积多少啦，市区已建成面积多少啦，常住和流动人口又有多少啦，等等。在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些数字年年都在变，未必比我们的感觉更可靠；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所有人对北京的共同感觉都是“大”差不多每个到过北京的外省人都有这种体会：初到北京，蒙头转向，简直“找不着北”一天跑下来，腰酸背疼，腿肚子发胀眼发直，能办成一两件事，就算效率不错因为北京实在太大太大。一个立交桥绕下来，你打的的士肯定跳表，不折不扣的“看山跑死马”北京人自己就说得更绝：除非在家猫着，只要出门，就会有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感觉。

    其实，北京的大，还不仅仅大在地盘。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体育、信息等各种中心于一身的全能型城市。这里有最大的党政军机关，最大的金融商业机构，最大的科研单位，最大的大专院校，最大的信息网络，最大的体育场、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台和最大的国际机场。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都在这里，世界各国的精英人物和重要信息也都在这里出出进进。别的地方有的，北京都有；别的地方没有的，北京也有；别的地方出不去进不来的，在北京就出得去进得来。光是这容量和吞吐量，北京就大得让别的城市没法比。

    更何况，北京不仅是新中国的首都，它也是辽燕京、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的京都。不难想见，在这块土地上，书写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上演的是什么样的活剧，集聚的是什么样的人物，积淀的又是什么样的文化这里的每一个街区、每一条胡同、每一座旧宅，甚至每一棵古树，差不多都有一个甚至几个值得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故事。那些毫不起眼的破旧平房，可能是当年的名流住宅；那些杂乱不堪的荒园大院，也可能是昔日的王府侯门。更遑论闻名遐迩的故宫、景山、天坛、雍和宫、颐和园、圆明园即便是那些民间的东西，比如老北京的五行八作、时令习俗、工艺制作、风味小吃、儿歌童谣，也都是一本本读不完的书。

    这就是北京：古老而又鲜活，博大而又精深，高远而又亲切，迷人而又难解。它是单纯的，单纯得你一眼就能认出那是北京。它又是多彩的，丰富得你永远无法一言以蔽之。而无论久远深厚的历史也好，生机勃发的现实也好，豪雄浩荡的王气也好，醇厚平和的民风也好，当你一进北京，它们都会向你扑面而来，让你目不暇接，不知从何读起。你可能会惊异于现代都会的日新月异（有人说，三个月不到北京，就会不认得它了），也可能会留连于千年古城的雄厚深沉（有人说，即便在北京住上一辈子，也读不完它的历史遗迹），可能会沉醉于文化名邑的清雅萧远（有人说，只要在北京的高等学府各住上一个月，就等于上了一次大学），也可能会迷恋于民俗舞台的色彩斑斓（有人说，北京整个的就是一个民俗博物馆）。所有这些，都会对每一个初进北京的人产生神奇的魅力，使之心旌摇荡，神志痴迷，不知所以。可以这么说，任何试图读懂北京的人，一开始，都会有一种不得其门而人的感觉。

    我们必须找到进入北京的门。

    也许，北京的那些气势非凡的门，就是我们应该翻开的第一页。（图六）

    一、北京的门

    北京有很多的门。

    打开北京地图，你的第一印象，也许就是北京的门多。尽管这些门大多“徒有虚名”（门被拆掉了），然而那“虚名”却也“永垂不朽”有几个老北京人不记得这些门即便是外地人，从未见过它们的，也会知道它们的名字，甚至有些模糊的感觉。因为北京中心区域的主干道，几乎大多都是以这些门（加上东西南北的方位）来命名的。比方说，前门大街、前门西大街、前门东大街，复兴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建国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阜成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朝阳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西直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东直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内大街、东大街、西大街，安定门外大街、内大街、东大街、西大街，此外，还有崇文门东大街、宣武门西大街、广安门内外大街、广渠门内外大街等等。所以有人说，到了北京，要找地方，先要找门。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哪座门周围，要找的地方又在哪座门附近，那么，你就怎么也不会迷路。而且，你在北京问路，北京人也常常会说在某某门附近或奔某某门去。因此，虽然我们现在在北京已看不见多少门，却对北京的门并不“陌生”反倒有几分亲切。

    事实上，不少的中国人，都首先是通过北京的门，尤其是通过两座特别有名的门认识北京的。这两座门，就是天安门和大前门。“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是几乎每个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歌曲；而那些从未到过北京的人，也至少在香烟盒上见识过大前门。记得小时候，大前门还是一种名贵的香烟。能抽大前门香烟的，大都有钱，或很有些身份。能够收集到大前门香烟盒，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当然，能够到北京去，亲眼看看天安门和大前门，在它们前面照一张像，那就更是梦寐以求

    如果说，天安门是新中国的象征，那么，大前门便是老北京的门面。1984年，侯仁之教授在为一本重要的瑞典学者著作的中译本所作的序中，还这样激动地回忆起半个世纪前他第一次见到大前门（正阳门）时的心情：“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受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

    这是极为真实而又极为深刻的感受。只有那些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特别敏感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感受，也才会深刻地意识到，北京的城门对于北京这座城市和它所代表的文化，有着什么样的意义。难怪侯仁之教授为之作序的那本重要著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的作者、瑞典学者喜仁龙，要说他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北京的城门在喜仁龙看来，北京的历史和文化，是和它的城门还有城墙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这些城门和城墙“布满着已逝岁月的痕迹和记录”随时都会向我们讲述那些古老而神奇的故事。

    喜仁龙是一个外国人。然而他的感受，却和我们如此相通。我确信，尽管喜仁龙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也尽管他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考证工作，但如果没有这种感受，他的书就不可能写得那么生动，那么感人，也不可能写得那么深刻。

    我们必须有这种感受。有了这种感受，你才能进入北京，也才能读懂北京。

    因为北京是城，而且是真正的城。

    北京作为城的历史，说起来是很久远的

    北京城起先叫做“蓟”或“蓟城”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它曾是燕国的国都，其址位于现在北京的西北一隅，公元前221年被秦始皇的军队所毁。公元70年左右，东汉王朝在今北京西南角，又建了一座新城，叫“燕”三国时又改名“幽州”公元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将幽州升格为“南京”又叫“燕京”作为他的四大陪都之一。金贞元年（公元1153年），击败了辽国的金人，将燕京定为他们占领的北部中国的政治中心，是为金中都。又过了一百多年，即公元1272年，统一了中国的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将此地作为他庞大帝国的中枢所在，这就是元大都。至此，中国的首都终于由“面东背西”一变而为“坐北朝南”在此后数百年的漫长岁月里，除短暂的变动外，这个格局基本上没有被打破。

    蓟城、幽州、辽燕京、金中都和元大都，这些辉煌一时的巍峨城阙，早就已经“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现在人们能够记起说起的，实际上是明清时代的北京城；而明清时代的北京城，则是由里外三层的“城”构成的“城之城”这个“城之城”的里圈，是通常称为“紫禁城”的“宫城”城墙周长6里，开有四门，即午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中间一圈是“皇城”城墙周长18里，也开有四门，即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它的外围是“京城”分内外两城。内城城墙周长46里，开有九门。正中即正阳门，最为高大雄伟。在过去的年代，它是仅供皇帝出入的“正门”正阳门的东西两面，是崇文门和宣武门，又叫“哈达门”和“顺治门”也叫“景门”（光明昌盛之门）和“死门一（枯竭不祥之门）。景门人人可过，死门则多半走送葬的队伍。北面二门是德胜门和安定门，又叫“修门”（高尚之门）和“生门”（丰裕之门）。皇帝每年一次从生门出城，到地坛祈祷丰年，也祈祷王朝政权稳定、国泰民安，所以叫“安定门”而凯旋的军队则要从修门班师回城，以宣示皇帝的圣德终于战胜了敌人，所以叫“德胜门”东边二门是东直门和朝阳门（齐化门），又叫“商门（交易之门）和“杜门”（休憩之门）。那里曾经河水涟漪，岸柳成行，无疑是运输和休闲的好去处。西边二门是西直门和阜成门（平则门），又叫“开门）和“惊门”前者意味着“晓喻之门”后者的得名据说是因为附近居民常被皇帝诏令惊扰之故。总之，这些城门，多少都有些特殊的含义和象征。所以，老北京人说起它们来，总还是津津乐道。（图七）

    正阳、崇文、宣武、德胜、安定、东直、西直、朝阳、阜成这九门，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京师之门。所以清代的“首都卫戍司令”便叫“九门提督”；而九门当中最南端的正阳门，便是京城内城的正门、前门。它是北京最重要的城门。它的北面，是壁垒森严的皇城和宫城，是金碧辉煌的王府和皇宫，是老百姓可望不可及的地方。它的南面，是北京城的门户地带，拥有最大的交通中心和商业中心。那里的婆娑杨柳、绚丽牌楼、繁忙店铺、喧闹街市，曾是“北京最美妙、最诱人的街景之一”那里也是帝王禁苑与平民市井之间巨大的中间环节，因此老百姓把正阳门叫做“大前门”

    其实，真正的“前门”说起来应该是永定门。它是京城外城的正门。1553年修建的外城，原来是要环绕内城的，后因经费不足，只修了南城一方，结果整个京城就变成了一个“凸”字形。京城外城周长28里，开有七门。南端正中为永定门，左右两边为左安门、右安门，东西两边则是广渠门、广安门，东北和西北角与内城相接处，又开有两门，即东便门和西便门。“外七内九皇城四”如果再加上围绕外城的护城河和城外岭上的长城，北京城真可谓“门开八面，固若金汤”除此以外，在天安门外长安街上原有左右长安门（又称青龙门、白虎门）。民国时期，又新辟了和平门（始称兴华门）、建国门（始称启明门）、复兴门（始称长安门）。这些都是大门。至于那些不大上得了“台盘”的中门、小门，就数不胜数。

    这就是北京，这也就是北京城。要言之，所谓“北京城”实际上就是由这些一重一重的“墙”和一道一道的“门”构成的。其中“门”显然又比“墙”更重要。没有墙，固然城而不城，但如果没有门，则城也就是死城。门之于城，不但是出入之口，而且是方位所在，功能所在，意义所在。可以说，把握了北京的“丫，也就差不多把握了北京。

    北京请门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天安门。

    天安门是北京的象征。

    只要一提起北京，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新中日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天安门。每个初到北京的人，第一个要去看的地方，也差不多都是天安门。的确，在中国，又有哪座门，能像天安门那样和北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在中国人民的历史画卷和政治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举世瞩目、揭开了中国新文化第一页的“五四运动”就是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是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的。本世纪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也都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上演出。天安门在每一个热爱祖国、尊重历史的中国人心目中，不可能不地位尊崇。

    天安门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明清时代北京城市规划和城市营造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由一条18里长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全城。它的南端起点，是永定门；北边终点，则是地安门外的钟鼓楼。从南到北，依次有永定门、正阳门（前门）、中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神武门、地安门等等，天安门恰恰正在这条中轴线的正中。它是京、皇、宫三城中间那个城即“皇城”的正门。门外，南北大道是“御道”东西大街是“天街”其地位之重要、特别，已毋庸置疑。如果说，北京的门是我们解读北京的“入门之门”那么，天安门便是“门中之门”

    其实，即便在封建时代，天安门的地位也非同一般。

    天安门原名承天门，清人人关后改为天安门。但不论“奉天承运”也好“敬天安民”也好，作为皇城的正门，它都是国脉所系、国威所在、国家权力的象征。事实上，天安门历来就是封建王朝举行国家大典的地方。那时，皇帝如果要颁布诏书，就在太和殿登极用宝。用宝后的诏书，要置于“云盘”中，用彩亭奉送天安门城楼，交直诏官宣读，文武百官则在金水桥南排班聆听。宣诏完毕，诏书用木雕的金凤衔着由城楼上放下，交礼部誊写，诏告天下，谓之“金凤颁诏”可以说，从那时起，天安门就以其不同寻常的特殊地位而为众望所归。

    不过那时的广场，可比现在小得多，只有11公顷，比作为现在天安门广场配套建筑的人民大会堂（占地15公顷）还小。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那时国家并不属于人民，有资格恭逢如此盛典，能够到天安门城楼下跪班听诏的，人数极其有限。有11公顷的地方，已经完全够用，而且也足以让地方衙署和小国边邑相形见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了共和国的主人，如此“弹丸之地”显然已不敷使用。1949年，为举行开国大典，新中国的奠基者们曾对广场进行了拓展修整。1959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三面红墙全部予以拆除，东西两翼拓为通衢大道，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分立广场东西两侧（取“左祖右社”之意），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中央，并向人民群众开放。过去专属帝王使用、严禁庶民涉足的皇家禁区，真正成了“人民的广场”

    于是天安门广场便成了世界上最大、最无与伦比的大广场。它占地面积54公顷，可供50万人进行集体活动。每一个到过那里的人，都无不惊异于她的庄严、肃穆、雄伟、博大。和她相比，西方许多城市的所谓广场，便只好叫做“路口”北京的“大”在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天安门的南北，分别是正阳门、中华门和午门。

    午门是宫城的正门，正阳门是京城的前门，中华门却不是城门。这是一座单檐歇山顶的砖石结构建筑，与明十三陵和清东西陵的大红门相同，虽然看起来不如内城九门那些“城门楼子”壮观，却最能体现“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意味。因为中华门县真正的“国门”咱们的国名叫什么，（图八）它就叫什么。明朝的时候，它叫“大明门”；清朝的时候，它叫“大清门”；到了民国时期，就叫“中华门”换名的办法也很简单：把刻有门名的石匾翻个个儿，重新刻上字，一大明门”就变成了“大清门”可惜，当民国的人也想用这种省工省料的好办法来更换门匾时，却发现努尔哈赤的子孙早就用过了这个高招，便只好放弃了“颠倒历史”的念头，重新刻了一块木匾，挂在了檐下。（图九）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感激和崇敬，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就建在中华门内天安门前。正如姜舜源在沧桑天安门一文中所说，这可正好应了陈毅元帅的一句诗：“此头应向国门悬”二十多年后的1976年，在中华门旧址上，又兴建了“毛主席纪念堂”至此，整个天安门广场，已是“旧貌换新颜”国门拆除了，午门退隐了，前门告老了，人民的广场取代皇家的宫城成了北京的中心，而由东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构成的新的中轴线横贯东西，则似乎象征着北京的开放与腾飞。

    中华门（或大明门、大清门）的故事，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门对于一座城尤其是一座京城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它不仅是出入的孔道和防卫的关口，也是一种象征，——国家的和政权的象征。所以，在清代，除正阳门外，其余八门便由八旗分掌：德胜门正黄旗，安定门镶黄旗，东直门正白旗，朝阳门镶白旗，西直门正红旗，阜成门镶红旗，崇文门正蓝旗，宣武门镶蓝旗。八旗分掌八门，既有共享天下之意，也未尝没有相互牵制的用心在内。

    的确“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一，没有城墙和城门，是不好叫做京城的。唐代长安和北京一样，也有京、皇、宫三城，不同者在于宫城不在皇城里面，而在皇城北面。这三座城，京城十二门，东西南北各三门；皇城七门，南三东二西二，北面无门；宫城南面五门，正中为承天门（明代北京宫城正门也叫承天门，想必即承唐制），北面二门，正门为玄武门，是唐太宗李世民发动政变的地方。汉代洛阳京城内，有南北两座差不多一样的宫城，都开有四门，而且门的名字也都一样，即南朱雀北玄武东苍龙西白虎，京城则开有十二门。宋都开封也有城三重，外京城叫罗城，也叫国城，因其土筑又叫土城，开有十三座城门，七个水门，共二十座门；内京城又叫旧城或阙城，四周共开十门，正南门是朱雀门；宫城亦即大内，又叫皇城，开有六门，正中为乾元门。开封城一共三十六座门，差不多是门最多的一座古都。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只有内外两城，内城又叫子城，开有四门，乃大内所在；外城又叫罗城，开有十三座城门，并不呈对称状。杭州城门的特点，是它们的名字，多不似北方古都的典雅庄重，而更多山川灵秀。“候潮听得清波响，涌金钱塘定太平”这两句诗中，就包括了杭州五座城门的名称。明初首都南京，规模极为宏大，里里外外共有四城。外郭城周长180里，开有十六座城门；应天府城周长67里，是当时国内第一大城（次为北京），也是世界第一大城（次为巴黎），共有十三座城门；此外皇城六门，宫城十二门，加起来比开封还多。

    显然，这些城市，也都是由“墙”和“门”构成的。

    这是中国极具典型意义的一类城市。

    它们的秘密，是中国文化的秘密。

    当然，也是中国城市的秘密。

    二、城与市

    城墙和城门把我们带进中国的城市。

    事实上，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都是由那一重重的一墙一和一道道的“门”来构成的。在中国古代，人们无法设想没有城墙和城门的城市，就像无法设想没有屋顶和门窗的房子一样。任何一座真正的城市都必须有城墙和城门，而且这些城墙和城门越是高大越是多，则这座城市的地位和规格也就越高，人们也就越承认它是“城”因此，像上海这样没有什么像样城墙城门的城市，就不能叫做“城”而也许只能叫做“市”

    在中国“城”和“市”不但意义不同，而且地位、大小也不同。

    什么是“城”或“城市”？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所谓“城”或“城市”无非是人类社会三种主要的社区类型之一。这三种主要的社区类型是国家、城市和乡村。这三种社区，都可以叫做“邑”上古所谓“国”范围不大，数量很多。在诸侯林立的时代，不少的所谓“国”也就一“邑”而已。“邑”这个字，上面是一个“口”下面是变体的“人”字。有“人”有“口”当然是社区。也有人说上面那个“口”是围墙、圈子、范围的意思：“有土有人，斯成一邑。”不管怎么说，这个既有一定范围，又有一定人口的“邑”就是“社区”

    中国古代的社区（邑）有许多种，也有许多名称，比如邦、都、乡，以及郊、鄙等。其中“邦”相当于国家（故又称“邦国”）“都”相当于城市（故又称“都市”）。“乡”当然就是村落（故又称“乡村”）。此外“郊”就是附庸于城市的社区（郊区）“鄙”就是远离于中心的社区（边鄙），而社区与社区之间就叫“邻一（邻里）。所有这些字，都从“邑”（乡字繁体从邑，写作“榔”；村字别体也从邑，写作“邨”），可见“邑”就是社区。不过，一般地说“邑”主要指城市，比如“都邑”一词，就是大小城市的总称（大曰都，小曰邑；或“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由此又可见，城市乃是最重要的社区。

    然而城市却不是最古老的社区。最古老的社区是乡村。乡村是从原始氏族的集聚地转化而来的。“(乡郎)”这个字，无论金文甲骨文，都是像“两人相向对坐共食一簋”之形。也就是说“(乡郎)”的字形，就是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当中放一个饭桶。所以杨宽先生在古史新探中说，乡这个字“是用来指自己那些共同饮食的氏族聚落的”

    后来，阶级分化了，氏族变成了国家，尊贵的老爷天子、诸侯、大夫们也不再和自己的“子民”们共一个饭桶吃饭。他们（当然要带上自己的奴仆）另择“风水宝地”而居，或在原居住地划出一个圈子，形成一个新的社区，并用高高大大的墙把这个新的社区和旧社区乡村隔离开来。这个用墙划出的社区，就叫做“城”也叫“都”或一邑”而那墙就叫城墙。要之，就起源而言，所谓“城”就是古代的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大夫采邑。或者准确一点说，是它们的中心区域。城墙之外的地方，就叫“郊”就叫“野”更远的地方则叫“鄙”是乡村社区的所在地。一墙之隔，尊卑判然；大门内外，贵贱不一。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或者准确一点说，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它一开始就是和门和墙共生的。没有城墙和城门，也就没有所谓“城”恰如喜仁龙所说：“正是那一道道、一重重的墙垣，组成了每一座中国城市的骨架或结构。”因此，当我们突然发现一座圮败的废城时，能够看到的往往只有城墙，比如吐鲁番郊外的高昌和交河古城就是。

    当一座座城邑或城堡被高高的墙和大大的门圈围起来时，城与乡，就成了中国古代两种最主要的社区。介乎其中的则是“市”所谓“市”就是集中进行买卖交易的场所。因为老爷大人们虽然高贵，也要吃饭，而且要吃好的、新鲜的，光靠进贡，似乎不够；乡民小人们虽然卑贱，也要零花钱，也想买点城里的好东西。城里的精品要出去，乡里的时鲜要进来，这就要“城乡互市”也就要有“互市”的地方。这个专门用来做交易买卖的地方，就叫“市一。

    毫无疑问，这种交易买卖，是必须一方迁就于另一方的。老爷大人们当然不会屈尊下乡去采购，他们的仆人也沾光不会屈尊，自然只能由乡里人进城来交易。乡里人原本“卑贱”摆不起谱；乡里人又很“好奇”愿意进城。何况，乡村广阔分散，也不便于集中贸易。所以“市”便主要设在城的周边，成为城的附庸和派生物，以及沟通城乡的中介。它的地位，当然十分卑微。可见，城与市的高低贵贱之别，几乎可以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一。

    开始的时候，作为“城”之附庸和派生物的“市”并不是什么社区，而是一种临时性的场所。上古的商业，并非经常性的行为，或三日一市，或五日一市。这时，四方乡民纷纷赶来交易。交易的场所，就成为“市一。交易一结束，这个地方也就什么都不是。直到现在，我国许多乡镇还保留着这种习俗，叫做“赶集”但后来，贸易成了经常性的行为，也有了专门从事贸易的商人，临时性的“集”就变成了常规性的“市”不但供交易所用，也供商人居住，而且也和“城”一样，有了自己的“土围子”于是“市”便成了社区。

    不过，这个社区，是不敢望“城”之项背的。围“城”的是“墙”围“市”的则是“垣”垣也就是矮墙，叫：“卑曰垣，高日墙。”城墙高大魁伟，里面居住着王公贵族、高官名士；市垣低矮简陋，里面充斥着工匠商贾、贩夫走卒。这样的两个社区，当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市区”的位置，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也有一定之规：或在城南，或在城北，总之是不能进人中心地段，只能卑贱地匍伏在“城”的脚下，仰“城”之鼻息而生存。但，卑贱的“市”好歹总算进了“城”这样“城”与“市”就终于合为一体，变成了“城市”

    然而进城之“市”却仍然保留着它的个性。这使我们一眼就能把“城”与“市”区分开来：城区的建筑是封闭型的，不是院落，就是高墙，要不然就是一张张紧闭的门。在这些院落、高墙和大门之间，留出的是仅供通行的道路。这些道路除了行走别无用处，因此只能叫“通道”不能叫“街道”市区中的街道却不同。它不但供人行走，更供人浏览。街道两旁的店铺，也都一律开放着自己的门户，敞开着自己的门面，以确保里面陈列的商品一览无余。只有在收市打烊以后，才会关上活动的门板，有的（如药铺）还随时可以叫开。当然，这些店铺也绝无封闭的围墙。相反，有的店铺门口还会搭起遮阳避雨的屋檐，或竹架苇席的凉棚，更加具有开放性。这就是“城”与“市”的区别，也是“街”与“路”的区别。所以，我们只能说“逛街”、“上街”、“赶街”（赶集）或“街市”不能说“逛路”、“上路”、“赶路”、“路市”“上路”、“赶路”是到别的地方去“上街”、“赶街”才是去买东西。

    事实上，城中之路不但是通道，也是界限。它们和院墙一起，把一个一个的圈子划分隔离开来。可以说，城区是由路和路旁的院墙构成的，市区则是由街和街边的铺面构成的。因为“市”乃因商业的需要而建立，所以市的名称总是表现出商业性，比如米市、菜市、肉市、煤市、花市、鸟市、骡马市等。它们也能用来做地名，比如北京就有菜市口、灯市口、东西花市大街和花市东斜街等。建“城”的需要却多半是政治性或军事性的。所以我们说起城来，便总是说京城、省城、县城，或冠之以地理、历史、文化的特征，如山城、江城、古城、新城、石城、龙城等等。城与市，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嗅！

    其实，不但“市”与“城”不可相提并论，而且“城”与“城”也并非就可以等量齐观。

    前已说过，上古的城，主要是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大夫采邑的中心区域。显然，它们的地位，也不可能一样。左传称：“天子之城方九里，诸侯礼为降杀，则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不但面积规模有大小之别，而且名词称谓也有尊卑之分。也就是说，尽管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大夫采邑都可以称为“都邑”但一般地说，只有诸侯的封地才可以叫“都”（国都），大夫的封地则只好叫“邑”（采邑）。“都”之中，又只有天子之城才可以称为“京”所谓“京”也就是“人工筑起的高丘”（说文：“京，人所为绝高丘也。”）天子之城曰“京”无非取其“绝高”之意，当然其地基和城墙也会特别地高。这样的大城，普天之下当然只能有一个。所以，当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即沿明初成例，改“北京”为“北平”便是表示“京”必须“独一无二”的意思。

    “京”只能有一个“都”则可以多一点。所谓“都”也就是通常说的“大城市”叫“邑之大者曰都”它们往往也是旧的京城，或王朝祖庙所在地，叫“有先君之旧宗庙口都”当然，也有自然而然形成的，叫“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不过“都”再大，也不能大过“京”若依周制，最多也就只能相当于“京”的三分之一那么大。因为“京”是“首都”也就是“第一都邑”当然得如北京人所说是“盖了帽”或如上海人所说是“一只鼎一

    北京是“城”又是“京城”而且有差不多连续八百年的“京城首都史”所以北京不大也得大。当然，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它也必须有最高的墙和最大的门。事实上，北京的门不但多，而且大。北京内城九门和外城七门，都是由箭楼和门楼构成的双重城楼的巍峨建筑。箭楼有如城堡居高临下，门楼却大多是双层三檐的巨大楼阁或殿堂（惟东西便门例外）。两楼之间，则是一个由城墙围成的巨大瓮城。瓮城面积很大，不少瓮城里面建有寺庙或寺院，也多半有街面、店铺和树木。这可真是城外有门，门内有城，实在堪称建筑史上之奇观。

    可惜，这种奇观现在我们是再也看不到几乎所有城门连同它们的那些瓮城都已先后被拆掉，只剩下正阳门城楼和德胜门箭楼在一片车水马龙中形影相吊。但即便是这样“残缺”和“孤立”的门楼，也足以让我们叹为观止，更何况它们当年是在一片式样相同的低矮建筑之上拔地而起？七十多年前，喜仁龙曾这样描述永定门的壮观和美丽：“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垂柳婆娑。城楼和瓮城的轮廓线一直延续到门楼，在雄厚的城墙和城台之上，门楼那如翼的宽大飞檐，似乎使它秀插云霄，凌空欲飞。这些建筑在水中的倒影也像实物一样清晰。但当清风从柔软的柳枝中梳过时，城楼的飞檐就开始颤动，垛墙就开始晃动并破碎。”我相信，无论是谁读到这段文字，都不会无动于衷吧！

    难怪喜仁龙对北京的城门和城墙充满了敬意。他在写到西直门时曾这样说：“乘着飞驰的汽车经由此门前往颐和园和西山参观的游人，到了这里会不由自主地降低车速，慢慢驶过这个脆弱易逝的古老门面。因为，这些场面比起颐和园和卧佛寺来，毕竟能够提供关于古老中国日常生活更为真切的印象。”他甚至还认为，北京的城门和城墙，是最雄伟壮观和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因为它们“幅员辽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一。

    喜仁龙实在太敏锐他在这些城墙和城门那里看到的，便正是北京的气派。

    北京的城门楼子是拆得掉的，北京的气派是拆不掉的。

    三、有容乃大

    北京的气派，一言以蔽之曰“大一。

    北京并不是中国惟一的大城市。除北京外，中国的大城市还有天津、成都、武汉、沈阳等。但这些大城市，不管是论人口，还是论地盘，都比不上北京。惟一可以和北京“较劲”的是上海。上海的人口就比北京多。而且，随着浦东的开发和建设，地盘也不见得比北京小。更何况，上海的“大”还远远不止于此。比方说，它是（或至少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外贸口岸、金融中心、工业基地、商贸市场、利税大户，甚至全国最大的文化城和人才库。建国前上海的报刊和出版社之多，建国后上海向外地输送技术力量之多，可都是全国第一。正因为上海如此之“大”所以才被称为“大上海”在中国，有几个城市的市名前曾被或能被冠以一大”字也就是上海吧！

    然而，上海再大，也“大”不过北京。上海还得在自己的市名前冠一个“大”字，才成为“大上海”北京却大得根本不必自称什么“大北京”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大北京”这种说法的？没有。北京人不这么说，外地人也不这么说。可见在全中国人的心目中，北京之大，已不言而喻，实在不必添此“蛇足”这可真是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城不“大”北京，大概是中国惟一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

    难怪“大上海”在“不大”的北京面前，也不敢“装大”一般地说，上海人都不大看得起外地人，却惟独不敢“小”看北京人。上海作家王安忆就说得更绝。她说就连北京上海两地的风，都有大小之别。“刮风的日子，风在北京的天空浩浩荡荡地行军，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没有似的，不动声色的。然而透明的空气却变成颗粒状的，有些沙沙的，还有，天地间充满着一股呜声，无所不在的。上海的风则要琐细得多，它们在狭窄的街道与弄堂索索地穿行，在巴掌大的空地上盘旋，将纸屑和落叶吹得溜溜转，行道树的枝叶也在乱摇。当它们从两幢楼之间挤身而过时，便使劲地冲击了一下，带了点撩拨的意思。”（两个大都市）

    的确，北京不管怎么看，都让人感觉比上海大。

    首先是“容量大”初到北京的人，几乎无不惊异于它的容量。那么大的广场，那么宽的街道，那么多的空地方，该可以装多少人哪！上海虽然也大，但却太挤。不要说拥挤狭窄的街道里弄，便是人民广场，也显得挤巴巴的，好像人都要溢出来了，哪里还能装下什么东西？所以有人说，到了上海，除了看见看不完的上海人以外，什么也看不到。

    北京就不会给你这种感觉。北京虽大却不挤。北京的交通虽然也堵得厉害，但最拥挤的地方也仍能给你开阔之感，因为那地方本来就很大。其实，这也正是北京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一个特点：宽松、疏阔、大处着墨、纵横挥洒，充分表现出帝都京师独有的那种“大气”不要说9平方公里偌大一个宫城才住了皇帝“一家人”（所以金庸小说鹿鼎记里那个妓院长大的韦小宝一进皇宫便惊叹：“这么大的院子，能装多少姑娘”），便是最不起眼的“四合院”（当然不是现在看到的），也疏落有致、颇多空间。老舍先生说：“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周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这是说得十分地道又十分在理的。北京和上海（浦西）城市建设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寸金之地的上海，首先考虑的是尽可能地利用地皮节约成本，而满不在乎的北京，则“透气孔”特别多。景山、北海、什刹海，天坛、地坛、日月坛，陶然亭、紫竹院、龙潭湖、玉渊潭，哪个城市能有这么多公园哪！甚至你根本也用不着上什么公园。过去自家的小院，现在小区的街心，就足够你遛弯儿、会鸟儿、练功夫、找乐子的住在这样的城市里，不管怎么着，也不会觉得“憋气”

    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北京固有的“兼容性”

    这一特点同样体现于建筑。北京，可能是中国城市中建筑样式最多的一座。城池宫殿、坛社苑林、部院衙署、庙宇观寺、府邸宅园、市井民居，次第排列，纵横展开，错落有致，就像一支和谐的乐曲。以皇宫为中心、纵贯南北的中轴线当然是“主旋律”但文人墨客、市井小民也并非没有自己的乐土和家园。甚至那些在别处多半会躲入深山老林的名寺古刹，在北京也进了城。北京是那样地疏阔、大气，任何存在都不会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空间。所以，不但人力车和凯迪拉克街上跑没人感到怪异，便是骡马大车进了城，也不稀罕。（图十）

    北京的容量不仅在于建筑空间，更在于文化空间。北京从来就是汉胡杂糅、五方杂处的地方。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汉满蒙回藏、儒道释景（基督教）回（伊斯兰教），各路人马都在这里出入、汇集、发展，各种文化都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北京对此，都居高临下地一视同仁，决无文化偏见，也没有种族偏见，甚至没有其他地方通常都会有的那种执拗顽固“不可入”的“区域文化性”相反，江南的丝雨北国的风，西域的新月东海的波，都在这里交汇、集结、消融，共同构成北京博大雄浑的非凡气象。北京当然是等级森严的，但因为空间大、距离远，彼此之间，也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挤兑”王侯勋贵、鼎辅重臣、学子文士、贩夫走卒，各有各的活法，而且在各自的“圈子”里，也都活得既自在，又滋润。直到现在北京也仍是这样：一个外地人，只要他不是“太差劲”那么，他到了北京，也就不会感到别扭，感到“格格不人”如果他很随和，还会说几句普通话（不必太标准），那么，用不了几天，他几乎就会觉得自己也是北京人

    北京，几乎是可以容得下全中国人甚至全世界人的。

    其实，这也是“城文化”的特点。说文曰：“城以盛民也”正是突出了它容量上的特征。作为可以“盛民”的人工生存环境，城市与乡村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兼容性”乡村虽然地域辽阔、没有城墙，似乎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但其实，乡村的开放度和兼容性都很差。异质文化很难在这里得到传播，外来人口也很难在这里落脚谋生。乡村几乎只相信“土生土长”和“本乡本土”的东西，对于“外来户”和“外乡人”总是持怀疑态度。顽固地保留乡音土话，便是证明。

    城市就不一样城市是这样的一种社区，它的职能和功能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而且，城市的职能越多，功能越齐全，它的“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城市也就越“大”上海之所以“大”不过北京，就因为它的职能没有北京那么多，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同理，城市的职能越是多样，功能就必须越齐全；功能越齐全，城市就必须越能兼容。其结果，便正如天津人所说“嘛大的林子，嘛鸟都有”连“市”也最终搬进“城”里，并与“城”合二而一，成为“城市”

    所以，城市从来就是开放和兼容的，尽管城市与城市之间，开放程度和兼容程度并不一样。但再封闭的城市，也比乡村开放；再保守的城市，也比乡村兼容。中国古代的城，虽然无一例外的都有城墙，但是这些城墙却并不妨碍城市的开放，而且似乎更有利于它的兼容。这就好比盘子装不了什么东西，两碗却更能“容纳”一样。一个完全没有空间间隔的地方是无所谓容不容的。城墙的建立，恰恰正好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具有“可容性”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城以盛民也”便说得十分到位，尽管它仅仅只说到了“盛民”但文化是人创造的。城市既然能够容纳人民，当然也就能够容纳人民创造的文化。

    城市之所以必须开放和兼容，还因为城市的主要文化功能是“交往”

    的确，没有哪个社区能像城市这样充分地满足人们交往的需求因为城乡这两个社区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其居民的异质性程度。乡村居民基本上是同质的，端的称得上是“同祖同宗，同种同文（方言）”而且，乡村居民还特别看重这种“同质性”看重“乡里乡亲”、“土生土长”或者“吃一口井的水长大的”等等。城市居民则大多没有这种心态。他们既不可能只吃“同一口井的水”也不可能只买“同一家店的布”当然也不会“干同一样的活”他们籍贯不同，出身不同，来历不同，职耸不同，活法也不同，却共生共存于城市。于是，城市便为不同的人共同地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和交往的机会。

    也许，正是这种交往的机会，诱使一批又一批的人“离乡背井”来到城市；也正是这种交往的机会，使城市的文化水平和文化氛围远远优于乡村。

    有机会，还要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作为交往重要工具之一的语言，必须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这才有可能成为人际交往的“硬通货”“城里话”比“乡里话”好懂，原因就在这里。除北京外，我国各大城市都有自己的“方言”但细心的人不难发现，省会的方言总是相对地、县的方言好懂，而地、县的方言又总是相对乡村的方言好懂。也就是说，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连社区的语言也相对开放和兼容，这才让外地人觉得相对比较“好懂”

    北京是全中国人表演交往的舞台和场所，或者借用日本学者铃木荣太郎的概念，是全中国人“社会交往的结节机关”当然是可以而且应该兼容全国的。所以，一来二去，北京话便几几乎成了咱们的“国语”（普通话）。

    同样，开放也是城市的天性。从古到今，城市从来就是作为“中心社区”而存在的。它们或者是全国的中心（首都），或者是区域性的中心（省会、州府、县城等）。既然是中心，就必须向它的周边区域开放，既吸收又辐射，既统领又兼容。所以，北京不但“包容量”大，而且“吞吐量”也大。有一个数字颇能说明问题：现在的北京人，有四分之三是建国以后才进人北京的外地人及其子女。也就是说，不到半个世纪，所谓“北京人”这支队伍，就换了四分之三的“血”至于北京向外地“输”了多少“血”似乎不好统计，但相信也不在少数。

    然而，北京的这种开放和兼容，似乎还不是或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那种城市与城市、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交往与交流。它似乎还更多地是以一种“天朝帝都”的雍容气度或“政治中心”的文化特权，居高临下地吸收和兼容着外来文化和外来人口。较之上海和广州，它更像一个开明的君主或宽和的老人，以一种无所不包和见惯不怪的从容、淡泊、宽舒和自信，集天下之大成而蔚为壮观，但当其绚烂之极时却又归于平淡。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大气”与“平和”正是北京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它甚至几乎遍及于每个北京人，成为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但不管怎么说，北京毕竟是文化生态环境最好的城市。它很像一个自然形成、得天独厚的大森林，乔木、灌木、奇花、野草，共生于其间，层次分明而又相得益彰，错落有致而又浑然一体。它是帝王之都，也是文人之乡和民众之乐土。如果说，雍容华贵的皇家气派，勇敢自尊的学人风范，敦厚朴实的民俗风情，曾经共同形成了老北京那种既“典丽堂皇”又“幽闲清妙”的文化品格；那么，高瞻远瞩的改革开放，居高临下的兼收并容，独一无二的文化优势，便构成了新北京的非凡气象。

    北京的一大气”就大在这里。

    四、霸气与和气

    北京的“大”几乎使每个到北京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小”

    有句话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广州才知道自己的钱少，到了深圳才知道自己的人老。”其实，到了北京，又岂止是觉得自己官小，简直是连人都很小。那么大的北京，一个两个人走了进去，就像水珠融进了大海，看都看不见，影儿都没有一个。这其实也是北京容量太大所使然。’一个空间，如果容量太大，纳入其中的事物就显不出“体积”来。不要说人了，就连摩天大楼立交桥那些庞然大物，在北京也显不出有多大。

    更何况，北京，又是怎样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那个衣着朴素、神态安详、满不起眼的遛鸟老头，没准是大清王朝皇族后裔，大小是个“贝勒爷”；而那个坐在小摊上喝豆汁、吃火烧或者炒肝儿，吃完喝完一抹嘴就骑上自行车去上班的中年人，也很可能是一位什么重要部门的什么长，大笔一挥就能批个十万八万甚至上百万。这些人，在北京都很普通，就像他们说的话都是“普通话”一样。北京，毕竟太大太大，再大的人物，在北京也不大容易“大”得起来，久而久之，自然也就会变得普普通通。

    北京的官们大多“不大”（真正的“大官”你见不到），北京的市民却多半“不小”有人说上海是“大城市，小市民”北京却绝对没有“小市民”北京的市民都是“大市民”：派头大，口气大，架子（或者礼性）也大。“大气”可以说是北京人的一种普遍特征。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无不带有“大”的味道：干大事，说大话，讲大道理，讨论大问题。就连聊天，也叫“侃大山”（先前则叫“神吹海哨”也有“大”的意思）。就连喝茶，也钟爱“大碗茶”他们对于小打小闹不感兴趣，对于小模小样看不上眼，向往的是成为“大腕”、“大款”当然最好是“大官”就连找媳妇，也不大喜欢“小家碧玉”式的。至于喝啤酒，当然更得论“扎”如果一小杯一小杯地来，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还叫喝酒

    北京人的大气，与燕赵遗风，或者说，与北中国的豪雄之气不无关系。这种豪雄之气以山东、东北两地为最多，而在全国，最喜欢北京人、最容易和北京人认同的，也恰恰是山东人和东北人。山东出响马，东北出胡子（土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爽是少不了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也是少不了的。这些北京也都有，只不过大碗喝酒仅限于喝啤酒，大块吃肉一般是涮羊肉，两肋插刀则多半是豪言壮语。但不管怎么说，北京人毕竟是崇尚豪雄和讲义气的。他们推崇的是“不吝”、“豁得出去”古道热肠和使肝义胆在北京也总是受到好评。“不吝”并不简单地只是“不吝啬”依照杨东平的解释，它至少还有满不在乎、敢做敢为、超拔洒脱、大大咧咧甚至不修边幅等意思在内。在各地方言中，大概只有武汉人的“不囗”与之相似。不过武汉人的“不(口者)”重在“直”北京人的“不吝”则重在“爽”所以武汉人极其憎恶“鬼做”而北京人的“不吝”则很可能具有表演性，变成一种“作派”

    这种作派常常被称作“狂”或“匪”这是一种由服饰、举止、口气、派头等综合因素构成的气势。它既以“狂匪”名之，就不能有“奶气”因此不但不能精巧雅致，反倒要“粗”一点才好。事实上豪爽往往是和马虎难解难分的，精致则难免因过分注意细节而显得“小家子气”“小心翼翼”则不“豪”“精雕细琢”则不“爽”简单粗疏反倒自然洒脱。北方人（尤其北方农村）的生活原本就比较粗放，这种粗放经过北京文化的洗礼，就变成了“大气”而“大气”一旦成为北京人的标志性品格，粗放就会变成一种刻意的追求。所以，诸如抠门、松货、软蛋、面瓜之类统统都是贬义词，不拘小节马马虎虎则不会受到恶评。于是，为了追求大气豪爽的效果，就要装得大大咧咧、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甚至不修边幅，比方说，衣衫褴褛胡子拉喳，身上贴着假胸毛，胳肢窝火臭等。

    显然，北京人不是不讲究，而是特讲究。他们讲究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生活质量”而是“份儿”和“派儿”怎样做“有派”能够“拔份”他们就怎样做。比方说，在满街“蓝蚂蚁”的年代，穿一身将校呢的旧军装，是“派儿”；当满街都是西装革履新潮名牌时，着圆领汗衫翻毛皮鞋反倒“拔份儿一。这种服饰符号背后的潜台词是：我就敢不随时尚，就敢对着来，怎么着？因此是“特狂”、“特匪”、“特不吝”

    这恰恰是一种京都意识。“京都人”与“地方上”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京都人”是超群脱俗、高人一等、与众不同的。这种“卓异”或“特异”表现于老北京，是恬谈平和、见惯不怪；表现于知识界，是俯视天下、语惊四座；表现于小青年，则可能是狂痞匪气、街头拔份。无论何种表现，其背景都一样，即北京人特有的大气。因为他们是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中之一员，他们不大也得大。

    的确，北京市民的“大”是以北京的“大”为依托和背景的。

    不管在明面儿上是否表现出来，几乎每个北京市民都无不以自己是一个“北京人”而自豪。最老派的北京人会以一种“华夏”看“夷狄”的眼光看外地：除了北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即便不把北京看作惟一的都市，自豪感也不会因此而稍减，因为只有北京人，才“能说全国遵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均为老舍作品中人物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就连北京的熬大白菜，也比别处的好吃。为什么？五味神在北京嘛！五味神是何方神圣？没人知道。但万岁爷既然在北京，那么，不管他是谁，也得到驾前伺候。（图十一）

    这种自豪感因为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又在新一代北京人身上得到了加强。他们都是“中央的人”相对“地方上的”优越感也就自不待言。这里说的新北京人，也包括那些出生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北京工作，多半是大学毕业后因“品学兼优”留京或分配来京。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原本就是“天之骄子”而他们所在的单位，又多半是大专院校和国家机关，比起老北京人中那些“引车卖浆者流”来，还更为贴近“中央”消息的来路也更可靠。所以这些人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不“牛皮哄哄”

    其实“板儿爷”们又何尝含糊！他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的同样是国家大事，消息也同样是国务院部委办传出来的。好歹都在中央这地面上住着，怎么也听得到一点风吹草动吧？不妨这么说：上海人是人人都很体面。也许他晚上要在亭子间架床，早上要早早起来倒马桶，但只要走在街上，就一定是衣冠楚楚人模狗样。北京人是个个都很牛皮，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一日三餐不过棒子面窝窝头，但只要一开口，就一定是国家大事世界风云，而且话里面决没有窝窝头味儿。

    对政治的空前热情，正是北京人“大气”的一个重要表现。外地人对北京的一个相当一致的看法是：“北京人人都是政治家。”对于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从海湾战争到王府井的改造，从克林顿访华到科索沃冲突，差不多每个北京人都有自己一整套看法，而且说得口若悬河头头是道，让人觉得他们不是的土司机、店员、鞋匠或买西瓜大碗茶的，而是中央政治局的顾问或智囊。北京的政治民谣和政治笑话也特别多，你往往能一下子听到好几种版本，让你忍俊不禁。但如果要说“正格的”他们也能慷慨陈词，说理充分，使用政治话语或引用名人名言也娴熟自如，让你不能不佩服他们的政治抱负、政治理想、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这实在是北京人“大气”的最好注脚。是天底下，难道还有比政治，比天下兴亡、民族盛衰更“大”的事可以说，正是对政治的空前热情，使北京人成为“大市民”

    北京人既然都是“大市民”那派头当然也小不

    与之相对应的一个让全国各地人都极感愤怒的事实是：北京各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和质量都极差（据说现在已有改观，但时至1999年2月，中国质量万里行仍发表了消费者的批评文章，诉说他们在北京某老字号所受的窝囊气），以至于差不多每次人大政协会上都有代表委员提出意见，甚至有人尖锐地批评说，北京是“气象平凡，诸多不便”“气象平凡”并不准确“诸多不便”却是事实。1997年我在北京，住的是“标准问”却常常因错过规定的时间而洗不上澡。本应提供的信息服务，在服务员那里也是一问三不知。至于饭菜质量，就不好说前面说过，北京人的生活原本是比较马虎的。你当然不能要求一个自己天天吃熬白菜或臭豆腐咸菜就贴饼子的人，为你做出精致的小菜来。

    让人受不了的还是那爱理不理或颐指气使的态度。“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一边排队去！”这些都是我们在北京的服务窗口常常可以听见的声音，而且多半是女高音。北京的服务员好像不是“大哥大”就是“大姐大”在顾客面前有着摆不完的谱。你向他问价，他让你自己看。自己看就自己看吧，他还要损你：“长俩眼睛干嘛的，出气呀！”请他快一点，就更不得了：“嚷嚷什么！没看见我忙着啦！”难怪龙应台一进北京就要吵架了，能不吵架

    在某些人看来，这似乎也很“正常”北京嘛，什么人没有？那个卖针头线脑、咸菜酱瓜的女售货员，说不定是个“格格”呢（其实当然多半不是）！即使她不是什么“格格”吧，又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其实当然未必见过）？老舍先生来买酱瓜，还客客气气呢（其实当然未必买过）！那么，请问你算老几？老话说：“客大欺店，店大欺客”对不起，咱北京就是欺客的地儿！不满意？别来呀！爱来不来的，谁请你啦？

    显然，这就不是“大气”而是“霸气”这决不是北京应该有的气象，这也决非“正宗”的北京做派。正宗的北京人，老派的北京人，尤其是又老派又正宗的北京生意人，是不作兴这样对待顾客的。在老舍、郁达夫、林语堂等人的笔下，老北京人是无论身份高低贵贱，都一样节一技之长，无僧人之貌”至于生意人的“一团和气”简直就像是天生的，岂有慢待顾客、爱理不理，甚或拿顾客“撒气”的道理？

    上海就不会这样。上海的服务行业，即便在“十年动乱”时期，生意做得也十分规矩。那时，哪怕只是拿三分钱买两根针，店员也会用一小张纸包好了递给你。在餐馆里点菜吃饭，也不会被服务员吆喝着自己去端盘子。当然，上海的店员也常常被批评为“歧视外地人”但他们至少不歧视上海人。只有北京的售货员，才公然不管你是外地人、北京人、中国人、外国人，哪怕皇亲国戚、天王老子，一律采取“本大爷”或“老姑奶奶一恕不伺候的态度。

    这似乎有些不好理解。

    其实，只要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即便两地最好的店员，也“好”得颇不相同。要之，北京店员好在“和气”上海店员则好在“周到”老北京的店员或小贩，在找零钱时，如果又是钞票又是铜板（或“钢蹦儿”），便会脸上堆满了笑，说：“两搀儿，花着方便。”这话听着让人觉得舒坦、熨帖。至于是不是真方便，那就只有天知道上海店员的周到却是真能给你提供方便甚至实惠。比方说，告诉你这条裤料其实可以省下一寸，或者买另一种牌子的其实更合算。必须提供的一应商业服务，比如包装、熨烫等，当然都会达标到位，不会“缺斤短两”但他们决不会为“找头”的零碎而表示歉意，因为这属于买卖中的正常现象，而且与是否实惠也没有什么关系。大体上似乎可以这么说：北京的态度是“务虚”的，它讲究的是“礼仪之邦”不可或缺的“礼数”和“人情”；上海的态度则是“务实”的，它似乎是基于这样一种纯粹“上海式”的思维方式：顾客来买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而不是什么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当钱使的“客气”和“礼貌”

    两地风格的孰优孰劣，在这里很难评说。但有一点则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北京的“和气”也好，上海的“周到”或“实惠”也好，其实都远远超出了商业行为本身，而具有一种文化上的意义。上海的“周到服务”表现出来的其实是上海人的“精明”这种“精明”是需要认同的。也就是说，当上海的店员为顾客精打细算或精心服务时，他们往往会在潜意识中要求对方是一个有资格享受这种服务的人。这里说的“资格”主要就是精明与否，包括对“精明”是否敏锐和能否欣赏。在他们看来，顾客的计算能力和速度即便不能超过自己，至少也要和自己等值或相同。所以，上海的店员一旦碰到了被他们认为是“不懂经”、“拎不清”、“反应慢”的外地人，便会一肚子的不屑，一脸的不耐烦，甚至懒得搭理。

    北京的“和气生财”却来自北京文化的“大气”也就是说，老北京生意人的“和气”根本就不是什么“服务态度”而是一种“文化教养”它是天朝大国的雍容气度，是世纪老人的闲适安详，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仁和谦让，是一个正宗北京人应有的教养或者说“礼数”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不该生气的。即便对方无礼，有教养的北京人也不该失礼，反倒应该更加和气。自己越是和气，就越是显得对方没有教养。这不是“丢份儿”而是“拔份儿”；是宽以待人，也是自尊自重。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别的什么，都这样。有人说，北京的各行各业“咸近士风”便正是看到了这种“和气”不但普遍，而且与“知书达礼一相关，有一种儒雅的底蕴，甚或是一种一书卷气一。所以，一旦这种“礼数”、“教养”或“书卷气”没了，事情也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

    北京人的这种礼数、教养、儒雅风范和雍容气度，可以从他们对待外地人的态度上看出。

    一般地说，北京人，尤其是老派正宗的北京人，是不会歧视和欺侮外地人的。比方说，你在北京，如果向老北京人问路，得到的几乎必定是极为清楚、详尽、和气而又有人情味的回答。那神情、那口气、那份熨帖，就像对待一个迷路的孩子。然而这种“和气”的内涵，恰恰是惟独北京人才会有的“京都意识”：咱北京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北京人在“礼数”上，当然应该是全体国民的表率。北京人最值得自豪的，不就是比别人更懂礼么？如果咱们礼貌不周，那就是在全国人民面前一丢份儿一啦！再说了，咱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外地人不过是分家出去单过的小兄弟罢现在他们回家来，不认路了，咱当大哥的，不帮他一把，行么？

    所以，在北京，如果不和服务行业打交道，我们不大容易明显地感受到对外地人的歧视和不屑一顾，而这种感觉我们在上海、广州等地却时有体会。北京人其实是自我感觉太好了，好得不必摆出一副惟我独尊的派头，就像不必在北京二字前冠以一大一字一样。

    显然，北京人的自豪感，毋宁说是一种民族自豪感，而非地域或社区自豪感。北京人，可能是中国人中最少“地域文化心理狭隘性”的一群。因为他们不是某个地方或某一区域的人，而是“中央的人”中央只不过高于地方，却并不与地方对立，更不排斥。所以北京人并不“排外”既不排斥外地人，也不排斥外国人，甚至也不（像上海人那样）鄙夷乡下人。他们不大在乎别人说自己“土气”、“乡气”（尽管北京也有“土老冒”之类的词儿）。相反，他们对于乡村还天然地有一种亲切感（比如把“心里美”萝卜当水果吃）。足以让他们感到自豪的是，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北京城内，也不乏乡情野趣之地。那里野旷人稀、风物长静，可以体味到人与自然的亲近。这当然是一个农业大国的京都人才会有的情感，决非那些在拥挤狭窄的水泥弄堂里长大的上海人所能理解。

    五、平民与市民

    的确，北京城在本质上是属于“乡土中国”的。

    和中国其他古都一样，北京城也十分乐意地保持着它与广大农村的密切联系，而不是像上海滩那样，把自己和农村对立起来。尽管北京有着高大的城门和城墙，但它们与其说是城乡之间的界限，不如说是城乡之间的纽带。在北京城城墙大体完好、城楼巍然高耸的年代，古朴的城门把庄严的首都和恬静的乡村浑然一体地联系起来。巍峨的城墙下，是“我们的田野一，是河流和湖泊，是羊只和鸭群们的天地。那里浓荫密布，岸柳低垂，芦苇丛生，荷花盛开，充满了田园诗般的情调，而这种情调“在北京各城门附近是屡见不鲜的”登上箭楼远眺田畴，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尽收眼底，古老帝国的悠长韵味便在你胸中回肠荡气难怪喜仁龙要感慨万千。是啊“世界上有几个古都可以提供如此开阔的无建筑地面，可以在其城区内看到如此纯粹的田园生活”

    这种田园风光我们现在是不大容易看到尽管我们在北京的某些街区还能看到进城的农民，看到他们拉来的新鲜蔬菜和瓜果，看到拉这些蔬菜瓜果的木头车子和拉车的骡马（不知还能不能看到骆驼），但总的来说，我们已只能从一些老街老巷的名称那里寻觅当年“田园都市”的蛛丝马迹。北京的地名是很有风味的：三里屯、四眼井、竹竿巷、钓鱼台、樱桃斜街、烟袋斜街、香饵胡同、石雀胡同。不管这些地名是怎么起的，都有浓浓的乡土气息和人情味儿。事实上北京的地名大多非常生活化，比如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盐店胡同、酱坊胡同、醋章胡同、茶儿胡同，连起来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又比方说，拐弯多的街巷，就叫它八道湾九道湾，或者骆驼脖儿胡同、辘轳把儿胡同；圆圈形的，叫罗圈胡同、磨盘院胡同；口小肚儿大的，叫门葫芦罐儿、驴蹄胡同、茄子胡同；扁长条的，叫扁担胡同；细长条的，叫笔管胡同、箭杆胡同、豆芽菜胡同、狗尾巴胡同；弯曲状的，叫月牙儿胡同、藕芽儿胡同；一头细长一头宽的，叫耳挖勺胡同、小喇叭胡同；如果胡同较短，就干脆叫一溜儿胡同或一尺大街。

    读着这些地名，我们不难体验到一种亲切感。北京的胡同一书作者翁立认为，胡同名儿之所以如此通俗化和世俗化，一是因为“北京人直爽实在”所以起名也实实在在，直截了当；二是因为一个地名只有通俗、上口、好记，让人一听就明白，才叫得响、传得开。这当然并不错。但我同时也认为，它们恰好证明了北京是一个“田园都市”否则，就不会有扁担胡同、椿树胡同、辘轳把胡同、磨盘院胡同这些带有浓浓的乡土气息的胡同名，被认为是上口好记叫得响的，岂非恰好说明北京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乡土情结一？

    北京人的这种心理和这份情感，更像是“平民的”而非“市民的”平民和市民是两个概念。市民是“工商城市”的小民，平民则是“田园都市”的小民。所以，平民更接近农民。老北京的平民，是相当“农民化”的。他们爱吃的是硬面饽饽荞麦饼，是冰糖葫芦豌豆黄，而不是奶油蛋糕冰淇淋；爱喝的是二锅头和大碗茶，而不是威士忌和咖啡；爱过的是清明端午重阳节，正月十五挂红灯，而不是圣诞节和情人节；爱玩的是养鱼养鸟养蛐蛐儿，是逮蜻蜓、黏知了、放风筝，是那些让人亲近自然亲近土地的娱乐活动。甚至他们爱听的也是那些带有泥土味的吆喝声：“栗子味儿的白薯”“萝卜——赛梨”

    北京人生活中的这些平民味儿现在是日渐稀薄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只有这种平民味儿，才是正宗的北京味儿。它也是北京最让人怀念和难以忘怀的东西。没有太多的人在乎北京的皇帝、官僚和学者（个别特别有名的例外），也没有多少人记得满汉全席（也许根本就没吃过），但记得天桥的把式、厂甸的庙会、隆福寺那些可心又便宜的东西，记得八月十五的免儿爷，记得豆汁儿、灌肠、艾窝窝和炒肝儿。北京，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属于平民的。

    平民的北京之所以风味醇厚让人怀念，不仅因为其中保留着大量城里人久违的乡土气息和田园情调，而且因为其中有厚重的文化积淀，有着其他城市没有的贵族气派和贵族精神。

    平民，是王朝时代的概念，系相对“贵族”而言者。北京是贵族集中的地方，当然也是平民最多的地方。所以北京的贵族派头最足，平民趣味也最多。作为明清两代的京都和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北京给这两大阶级都设计和安排了足够的空间。贵族们固然能在这里养尊处优作威作福，平民们在这里也如鱼得水活得滋润。现在，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作为历史虽因革命而消失，但贵族精神和平民趣味作为一种文化，却并不因此而消亡。反倒是“旧时王树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革命以后，大批的贵族带着他们的文化修养和文物收藏流落民间，大大拉近了这两个阶层的距离，在使自己平民化的同时，也增加了平民文化的贵族气和书卷气。

    其实，北京的平民，原本就非同一般。帝辇之下，皇都之中，万岁爷这一亩三分地上住着，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哼哼。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自然就会有几分华贵，几分儒雅。这差不多也是西安、南京这些古都的共同特点。不过西安因历史故，较之北京更为古朴厚重；南京则因地理故，较之北京便多了几分隽秀水灵。北京的民风是“大气”：粗犷、豪爽、质朴、落落大方、小处见大而又礼数周全。老北京人就尤其如此。他们的生活大多十分简朴，甚至可以说是粗陋，但却决不会因为盆穷而失了身份，丢了体面。即便不过一碗老豆腐，二两烧刀子，也会慢慢地喝，细细地品，一点一滴都咂了下去。那神情，那气度，那派头，有如面对一桌满汉全席。就是这样简陋的酒菜，如果来了朋友、熟人，也要礼让，然后坐下，慢慢品尝，一面悠然而又不失文雅地“海聊”要之，他们更看重的不是那酒那菜那茶水本身，而是饮酒喝茶时的悠然自得和清淡典雅，是那份心境和情趣。（图十二）

    无疑，这是一种文人情趣和贵族派头。事实上，中国的“贵族精神”中从来就不乏“平民趣味”孔子无疑是贵族（尽管也许是“破落的”）。但孔子激赏的审美境界，却是暮春三月，与三五友人、六七童子，沐浴于沂水，在舞零台上吹干了头发，唱着歌儿回来。贾府无疑也是贵族（而且是“皇亲国戚”）。但为迎接贵妃娘娘而修建的“大观园”里，也不忘设一“稻香村”（倘无此村，则枉曰“大观”）。尽管贾府的做法未免“矫情”但即便这“矫情”却也是文化所使然。因为传统的中国是“乡上的中国”而中国文化的美学原则是“白贲无咎”、“反朴归真”所以，北京城里最可人之处，不是巍峨富丽的城阙宫殿（尽管它们关乎朝廷体制，不可或缺），而是不经意地流露出野趣的城西北角和什刹三海，甚至四城之外的那些废宇颓基、荒国古庙、老树小桥。同样，钟鸣鼎食、海味山珍、轻车暖裘也不是真正的排场“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等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辈承当”才是最大的排场。

    这样一来，最寻常处往往也就是最不寻常处，而要在最寻常处看出不寻常来，是要有文化教养的。这种文化教养当然并非只是北京人才有，但似乎只有北京人（当然是老北京人），才会表现得那么大方和自然。如前所述，北京人是很会“找乐子”的。对于北京人来说“坛墙根儿”和“槐树小院”都是“乐土”“喊一嗓子”和“听一嗓子”都是“乐子”而且越是众人喝彩，越是神情散淡。有谁能像老北京人这样深得中国文化和中国美学之神韵我们实在很难说这种心境和情趣究竟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毋宁说是一种“贵族气的平民趣味”或“平民化的贵族精神”吧！

    于是，在老北京人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平静安详、宽和礼让、恬淡闲散、诙谐幽默。他们在茶馆里听戏，在园子里会鸟，在皇城根儿溜弯，在大槐树下纳凉，全都有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比方说，纳凉，讲究的就是“沏一壶不浓不淡的茶，聚几个不衫不履的人，说些子无拘无束的话”再比方说，溜弯儿，讲究的也是从容不迫。北京人的“溜达溜达”与上海人的“逛街”、“压马路”是大相异趣的。“逛街”和“压马路”不是为了享受都市生活，就是没地方可去，只好在街上走，溜弯儿却是为了享受那份怡然自得，纯粹是散步和散心。

    这显然是一种讲究，而且是一种“穷讲究”大城市里的人，多少都有些讲究。没有这些讲究，也就和“乡下人”差不多事实上，农民进城，最不习惯的也正是这些讲究，比如进门要换鞋，饭前要洗手，吃饭要用公筷，睡觉前要洗脚，不可随地吐痰等等。这些讲究，即便最普通的平民和市民，也有。而且，穷归穷，讲究归讲究，所以叫“穷讲究”但，各地的讲究，也不大一样。比方说，北京和上海就不一样。北京更讲究“礼”上海则更讲究“貌”上海人是“不怕天火烧，就怕摔一跤”最怕“衣冠不整”被人看不起。北京人的讲究则是“倒驴不倒架”最怕困“丢份”而被人“小瞧”所以“四十来岁的下岗女工去菜市场买菜，跟相熟的摊主还是不好意思太斤斤计‘较。不过，主张和气生财的摊主也会给一点小小的优惠。这些北京近郊的农民很快就知道了应当怎么同北京人做生意，就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静言最大气的城市：北京）。

    所谓“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就是礼。或者说，礼数。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礼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情及其回报，即所谓“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这种往来，不仅是指物质上的，比如你送我酱黄瓜我还你腌萝卜之类胡同四合院里常有的人情礼数，更是精神上的，即对对方人格的尊重。这就是礼。如果“失礼”不但别人不“待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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