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敢担这个罪名?也就只好说“夷不足畏”
当然,夸大敌情的时候也有,比如说到1841年第二次定海之战时就是如此。在许多论著中,这次战役往往被描述成一个激动人心英勇壮烈的故事:定海三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人的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而阵亡。
这当然感人至深,可惜并不完全是事实。三总兵率军抗战是真的,英勇奋击也是真的,以身殉国就更是真的,但据茅海建先生的考证,敌军并没有万人之多(更没有二三万),而是只有四五千;也没有“血战六天六夜”而是只有不到一天时间,从1841年10月1日早晨开始,至下午2时许结束。整个战斗中“英军并未遇着坚强的、有效的抵抗”“只付出了战死2人、受伤27人的微小代价”敌情,或者说我方的壮烈程度显然被夸大了。
夸大的原因也很多,比如“清方官员在报告中伪讳粉饰已成风气”就是。所谓“伪讳粉饰已成风气”也就是吃鸦片吃惯了。但这种尚待核实的说法在当时和后来却几乎视为信史,一些以“严谨治学”为标榜的人也宁信其真不疑其伪,就值得深思了。
我认为,这只能说明鸦片的毒素已渗入我们民族的骨髓。从至尊天子,到寻常百姓,都喜欢听谎言。或者说,喜欢听好话、“吉利”的话、歌功颂德和“鼓舞人心”的话。至于这些话是否真实,或者有几分真实,则是第二位的事。于是,我们听到的,便是经过了处理的信息,其中不好听不顺耳的部分已被过滤,好听顺耳的部分则被放大。这样的信息,即便有一定的真实性,归根结底也是不真实的。老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靠不真实的信息来指挥战争,你说是该胜还是该败呢?
战败之后,能做的事情也就是道德的谴责了,包括将1840年的这场战争称之为“鸦片战争”其实,英国人发动那场战争,决非为了走私鸦片。相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其对驻华使节的训令中一再表示:“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定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他还训示:“女王陛下的政府对于这件事情不提出任何要求”事实上在南京条约中也没有开放鸦片贸易的条款。因为在英国人那里,这原本是一场“通商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正如费正清先生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所言:“其实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
但即便是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为此发动战争也不得人心。因此英国政府提出的战争议案最后只能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而且被“反战派”在议会辩论中称之为“鸦片战争”可见这个说法是英国人用来讽刺自己政府的。我们跟着英国的反对派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如果当真以为那就是“鸦片战争”并由此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那恐怕就反倒有点吃鸦片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