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倡言“抚事”已属不易,那么,操作“抚局”就更是为难。
事实上,当钦差大臣耆英接受了“抚夷”的使命后,他就立即发现自己其实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肯“就抚”;另方面,自以为是的皇上又不愿让步。两边的来头都很大。“前者以兵势追之,后者以权势压之”夹在中间的耆英等人两头受气,也就只好如茅海建先生所言,对“鬼子”扮笑脸,对“主子”做鬼脸了。
耆英等人如何对“鬼子”扮笑脸,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多有描述。但我认为其中最可笑的,是两江总督牛鉴在1842年8月6日发给英国“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的照会。牛鉴在照会中说,这一次“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带兵之员,便是“扬威将军”奕经,也都不敢上奏的。是我牛鉴不顾后果“三次冒死据实陈奏”我们万岁爷才恩准了。然而,当此“讲和之际”“贵国大邦兵船忽然来到,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反启兵端”于是牛鉴质问道:“试问贵国信在何处,义在何处?”
牛鉴的话说得振振有词,然而今天看来却极为可笑。按照牛鉴的逻辑,如果不是我牛某人“三次冒死据实陈奏”(其实并无此事),你们这些“逆夷”想要“讲和”原本是讲不成的。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牛鉴“冒死陈奏”的面子上,也该客气一点吧?你们倒好,恩将仇报,把兵船都开来了!这岂不是太不够哥们,太不够意思,太不给“本部堂”面子,存心要破坏和谈的“大好局面”吗?岂不是把我的一片好心全都当成了驴肝肺吗?
听听,听听,这都是些什么话!这哪里是“天朝大吏”办外交,简直就像是江湖黑帮“吃讲茶”!至于谴责对方破坏和谈的“大好局面”则更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鬼子”是不吃这一套的。牛鉴此言,岂非“对牛弹琴”?
更不像话的是,牛鉴把皇上和同僚都给“卖”了。按照他的说法,皇上不肯言和,同僚又不敢具奏,朝野上下都不是什么好鸟,只有他牛某够哥们。这又是什么话!幸亏当时无人深究,要不然,他牛鉴有几个脑袋?
看来,牛鉴实在是被逼急了。急不择言么!
耆英则一开始就欺上瞒下,两头哄骗。1842年5月17日,英军重兵逼进乍浦,耆英闻讯大惊失色,也顾不上什么请旨不请旨,即派伊里布前往“体察情况,设法羁縻,宣布天威,示以大义”可惜“逆夷”并不害怕什么“天威”也不讲什么“大义”反倒发来一份照会,态度恶劣,语气强硬,公然要求大清皇帝表态愿意按照他们的条件办理。耆英一伙既不敢答复对方,也不敢如实上奏,反倒继续撒谎,在29日的奏折中专挑好听的话说,道是“该酋深知感激,只求通商(其实根本不是英方的条件),言词尚为恭顺(其实是咄咄逼人)”至于自己的对策,耆英的说法是:“当此逆焰方张、战守两难之际,固不敢轻言攻剿,亦不敢专恃羁縻,惟有恃以镇静,殚心竭力,相机办理”全是一派空话!
其实哪有什么“镇静”又哪里“镇静”得起来。乍浦失陷,吴淞告急,耆英、伊里布火烧屁股,屁颠屁颠地由杭州而嘉兴而王江泾而江苏昆山“一路尾追英军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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