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一个很好的图书室——总共有1500册藏书——对一个作家来说也足够了。22岁时,我虽然还没读完这些书,可我却对他们却了如指掌——我知道哪本很重要,我知道哪本不重要却容易读,哪本是经典名著,哪本是任何教育都缺少不了的,哪本看完就忘却不乏一些当地历史有趣掌故,以及父亲对哪个法国作家评价甚高。有时,我会远远地注视着这个图书室,想象有一天,在另一个房子里,我能建起自己的图书室,一个更好的图书室——给自己建一个世界。从远处看父亲的图书室,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真实世界的一个小缩影。是一个从伊斯坦布尔我们自己的角落看过去的世界。这个图书室在这方面尤其明显。父亲的图书主要来自一次又一次到巴黎和美国的旅行,也有从专卖四五十年代外版书的商店和伊斯坦布尔大大小小的书商里淘来的,那些书商我也认识。而我的世界是国内的——民族的——和西方的混合物。七十年代时,我也曾雄心万丈地要打造一个自己的图书室。那时我还没决心成为一个作家——正如我在伊斯坦布尔提到过的,那时我意识到自己根本成不了一个画家,但我也不知道我该走哪条路。在我的内心有一股强烈的好奇心,一种有着强烈希望的欲望促使我去阅读和学习。同是我也觉得生活中好像缺了点什么,好像我没法过的跟别人一样的生活。这种感觉部分跟我看着父亲的图书室是的感觉有联系——生活得距离事务中心很遥远,因为那时我们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人都觉得有一种住在乡下的感觉。我的焦虑和些许的失落感还有另一个原因,因为十分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对艺术家丝毫不感兴趣的国家——不论是画家还是作家——这就令他们绝望了。七十年代时,我拿着父亲给我的钱在从伊斯坦布尔的旧书商那里贪婪地购买那些褪色的,灰头土脸的卷角旧书。那些旧书店的可怜情形就像那些书一样深深的打动了我——穷困潦倒的书商们的毫无生气,凌乱不堪。他们在路边,在清真寺的院子里,在歙簌掉土的墙脚下随便摊开自己的家什。
至于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在生活中和在文学上一样,我的基本感觉就是“远离中心”在这个世界的中心,有一种比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更丰富,更激动人心的生活,在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到处都有,可我不在其中。今天,我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会和我有同感。同样的,世界文学,也有它的中心,离我也很遥远。其实我脑子里想的是西方而不是世界文学,我们土耳其人不在其中。我父亲的图书室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在图书室的一端,是伊斯坦布尔的书——我们的文学,我们本地的世界,有着无数亲切的细节——而在另一端,是个外来者,西方或是世界文学,一个截然不同的,让我们又痛又爱的世界。阅读、写作,就像是离开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不同的、奇怪的和令人惊异的世界中去找寻安慰。我感觉父亲就是靠读这些小说来逃往西方世界——就像后来我做的一样。或者,在我看来,那时的书就是我们捡起来逃避我们自己的文化的工具,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感到如此的失落。为了充实自己的笔记,父亲赶到巴黎,把自己关起来,然后又带着手稿回土耳其。我看着父亲的箱子,这就是让我坐立不安的源头。在一个房间里写作25年之后,我成了土耳其的作家,当看到父亲把自己的想法紧紧地锁在了箱子里,就像写作是一项秘密工作,要远离社会、国家,和人们的视线。这让我羞愧。这可能是我对父亲不能像我一样认真对待文学而倍感气愤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