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那血淋淋的刀口只不过是令惨不忍睹的尸体解剖的一个开始。由于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不在，解剖只好由卡尔曼阿马多尔神父动手。“那就象他死了之后我们再杀他一次，”这个老神父在他的卡拉弗尔隐居地对我说。“但那是镇长的命令，那个野蛮的家伙，他的命令即使再愚蠢，也要执行的。”他命令这样做并非百分之百正确。在那个荒唐的礼拜一的混乱中，阿蓬特上校曾和省长通了紧急电话，省长授权他在预审法官派到之前先作初步的处理。镇长以前是军官，对司法方面的事情毫无经验，去向内行的人请教应该从何着手，他又觉得太失体面。他首先关心的是解剖问题。医学院的学生克里斯托贝多亚，由于同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密友，得以免除这项工作。镇长认为尸体可以保存在冰箱里，等待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回来，可是找不到一个能装下人的大冰箱，而肉市上唯一的一个合适的冰箱又不能使用。当时尸体放在一张窄小的铁床上，停在大厅中央，任人观看，因为正在为死者赶做一口富人用的棺材。寝室里的电扇已全部搬来还不够，又从邻居家借来一些。但是由于那么多人挤着要看尸体，以致不得不搬走家具，摘下鸟笼，挪走欧洲蕨花盆。即使这样，大厅里仍然热得透不过气来。另外，一嗅到死人气味，狗纷纷跑来，这更增加了惶恐不安的气氛。从我走进家里，狗一直汪汪叫个不停，那时圣地亚哥纳赛尔还在厨房里挣扎着，尚未咽气。我看见迪维娜弗洛尔一边哭一边喊叫着，用一根大木棒把狗挡住。

    “帮我一下，”她向我喊道。“这些狗要吃他的内脏。”

    于是，我们把狗锁在畜栏里。死者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后来叫人把狗送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直到葬礼以后再放回来。但是，中午时分，谁也不知为什么它们一下子逃了出来，疯狂地闯进家里，普拉西达里内罗顿时骂了起来。

    “这些该死的狗！”她喊道。“把它们都打死！”

    人们立刻这样做了，家里又安静下来。那时尸体还没有什么变化，面色仍然如故，就和他唱歌时一样。克里斯托贝多亚把他的内脏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并用布条将尸体包扎好。可是，到了下午，刀口开始流出一种糖浆似的液体，苍蝇嗡嗡飞来。嘴边出现一块深紫色的斑点，而且象水中的云彩一般非常缓慢地扩展到头发根下面。那张一向和蔼可亲的面孔变得难看了，母亲用块手帕把死者的脸盖上。这时，阿蓬特上校知道不能再等了；于是吩咐阿马多尔神父动物解剖。“这要比埋在坟里过一个礼拜再扒出来好得多，”他说。这位神父在萨拉曼卡读过医学，学过外科，但是没有毕业就进了神学院，所以就连镇长也知道，他的解剖没有法律效力。尽管如此，他还叫神父这样做了。

    解剖是在公立学校所在地进行的，由一位药剂师帮助作记录，还有一位正在这儿度假的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作助手。那不是解剖，而是杀戮。他们只有几件做小手术的器械，其余全是手工工匠的用具。不过，尽管尸体被砍得七零八落，可是阿马多尔神父的报告倒象是正确的，因而预审法官将它作为有用的材料纳入了档案。

    圣地亚哥纳赛尔身上的刀伤很多，有七处是致命的。肝脏几乎在正面被两处很深的刺伤分为两半。胃部有四处伤口，其中一处扎得那样深，穿透了整个胃部，胰腺被破坏了。结肠有六个小孔，小肠部分多处受伤。背部在第三节椎骨处挨了唯一的一刀，右肾扎穿了。腹腔里积满了大血块，在从肠子里流出的排泄物中发现了一枚金质奖章，那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四岁时吞进肚里去的。胸腔两处被扎穿，一处在右侧第二根肋骨附近，伤及了肺，另一处贴着左腋。另外，手和臂上有六处轻伤，左大腿和腹部被横着砍了两刀。右手掌被深深扎伤了一个口子。报告说：“活象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伤痕。”脑浆比正常的英国人要重六十克，阿马多尔神父在报告上写道：“圣地亚哥纳赛尔有超人的智力，前途无量。”但是，他在末尾的注文中指出：“肝脏肥大，炎症未消。”“这就是说，”神父说“他最多只能活几年。”恰巧，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确实在圣地亚哥纳赛尔十二岁时为他治疗过肝炎；在回忆那次解剖时，他极为不满。“只有神父才会这样愚蠢，”医生对我说。“永远没有办法使阿马多尔懂得我们热带人比西班牙人的肝脏要大。”报告最后说，造成死亡的原因是大出血，因为七处大伤口的任何一处都会引起这种后果。

    我们见到尸体时，那已完全是另一副样子。脑颅已施过环锯术，锯碎了一半，死后仍然保存下来的那种俊秀的面容如今已不复存在。另外，神父把破碎的肠子统统掏了出来，但是最后不知如何处理，气得他只好为这些东西作过祝福后扔进垃圾桶里。最后，趴在学校窗户上看热闹的人都感到索然无味了，而助手则昏厥过去。至于拉萨罗阿蓬特上校，他曾经目睹和制造许许多多次镇压性大屠杀，最后竟成了素食主义者和信奉招魂术的人。神父在掏空了的躯壳里塞满破布和生石灰，然后用麻绳象缝大包似地把躯壳草草缝上，当尸体放进铺有丝缎的新棺材里时，险些没有撑破。“我觉得这样保存的时间会更长些，”阿马多尔神父对我说。结果事与愿违，我们不得不在天明时急急忙忙地将尸体埋葬掉，因为保存得很不好，屋里的臭味实在难闻。

    礼拜二依然是个令人不安的日子。紧张地工作一整天之后，我没有胆量独身一人睡觉。于是我推开了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的门，刚好她没有闩上。树上中国式的大灯笼还没有熄掉，设有舞池的庭院里有几处柴灶，上面放着热气腾腾的大铁锅，几个妓女正在上边把她们的舞衣染成丧服。我看到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象往常一样，天明时还没有入睡，也象平时一样，家中没有外人时就一丝不挂。她盘腿坐在“王后”床上，面前摆着一大盘丰盛的吃食：小牛排、清炖鸡、猪肉里脊，四周是香蕉和青菜，即使五个人吃也绰绰有余。毫无节制地吃了一顿，向来是她唯一表示伤心的方式，我从未看见过她这样痛苦过。我和衣躺在她身边，几乎没有说话，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哭泣。当时我在想着圣地亚哥纳赛尔惨遭杀害的悲惨命运。他不仅死去了，而且被碎尸万段，扔得东一块西一块，直至最后毁灭。这一切使他二十年的幸福生活付诸东流了。我梦见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小女孩走进房间，孩子的嘴里喀吱喀吱嚼个不停，半嚼碎的玉米粒落在她的小衣服上。那女人对我说：“这孩子傻乎乎地嚼着东西，有些不雅观。”我突然感到一只手在急促地解我的衬衣扣子，闻到了躺在我背后的那个爱情野兽可怕的气味，她在抚摸我，我陶醉地投入了她深情的怀抱，可是，那女人突然住了手，从远处咳嗽一声，远远地离开了我。

    “不行，”她说。“你身上有他的味道。”

    不仅是我，那一天一切都散发着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气味。维卡略兄弟在牢房里也有这种感受。他们被关在那里，镇长正在想如何发落他们。“不管我如何用肥皂和丝瓜瓤洗擦，也不能去掉那种气味，”彼得罗维卡略对我说。他们三天三夜没有睡觉，虽然累了，但无法成眠，因为刚一闭上眼睛，就梦见又在杀人了。巴布洛维卡略上了年纪时，企图给我解释那漫长的一天情况，脱口而出：“我好象特别清醒。”那句话使我想到，他们在牢房里最难以忍受的可能莫过于头脑清醒了。

    那间牢房三米见方，高高的天窗安了铁条，有一个活动厕所，盆架上摆着脸盆和水罐，两张石砌的床铺上铺着草席。这牢房是根据阿蓬特上校的命令修建的，上校说，没有比这更富有人情味的旅馆了。我弟弟路易斯恩里盖同意这种说法，一天到晚，由于乐师们之间争吵他被关在那里，镇长大发慈悲，允许一个妓女陪着他。当维卡略兄弟俩早晨八点钟摆脱了阿拉伯人的威胁以后，也许想到会有同样的美事。那时，由于他们已经服罪而受到了优待，他们唯一感到不安的是那股气味持久不消。他们要了很多水，土肥皂和丝瓜瓤，洗去了臂膀和脸上的血迹，另外，把衬衣也洗了，不过就是没有睡着。彼得罗维卡略还要了洗涤剂和利尿剂，以及一卷消毒纱布，上午他小便了两次。不过，那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彼得罗维卡略感到日子越来越难熬了，以致气味的问题退到了第二位。下午两点钟，当热浪简直要把他们熔化的时候，他累得无法躺在床上，同样也无法站立。腹股沟的疼痛一直影响到脖颈，尿闭了，他恐怖地断定这辈子再也难以睡觉了。“我十一个月没合眼，”他对我说。我对他相当了解，知道他的话是真的。那天他没吃下午饭，而巴布洛维卡略呢，给他送去的东西每样只吃了几口，一刻钟之后，就上吐下泻起来。下午六点，在解剖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尸体时，镇长被紧急召来，因为彼得罗维卡略坚持说有人给他哥哥下了毒药。“我腹泻不止，”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我们一直认为那是阿拉伯人干的勾当。”到那时活动厕所已经溢出过两次，看守还带他去了六次镇政府的厕所。阿蓬特上校在那里看见了巴布洛维卡略。看守把他领进无门厕所，他便哗哗地泻起来，他认为中毒这一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当断定了他喝的水和吃的午饭都是普拉维卡略给他们送去的时候，这种看法立即消失了。尽管如此，镇长还是放心不下，他把犯人带到自己家中，进行特殊的看守，后来预审法官来了，才把他们转移到奥阿查监狱去。

    孪生兄弟的担心和外边人的情绪是一致的。不能排除那是阿拉伯人报复，但是除了维卡略兄弟两人外，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人投毒。人们更多的猜测是，等到天黑，阿拉伯人从天窗里倒进汽油，将两个囚犯烧死在牢房里。不过，这种猜测也是很荒谬的。阿拉伯人是些安分守己的移民，他们在本世纪来到加勒比海地区的村镇定居，当然，也有穷乡僻壤定居的。他们在那儿卖彩票和零零碎碎的小杂货。这些人团结、勤劳、诚实，他们在自己人之间通婚，从外地买进小麦，在院子里养羊，种牛至和茄子，他们唯一的癖好是玩纸牌。成年人还象在他们国家那样继续讲农村阿拉伯语，在家里，直到第二代仍然完全使用这种语言，到了第三代——圣地亚哥.纳赛尔例外——只是听父母用阿拉伯语讲话，而回答他们时则用西班牙语。所以，不能设想，他们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自己的平和气质来为一个人的死报仇，而对这个人的被害我们大家都是负有责任的。同样，没有一个人想到普拉西达里内罗一家会报复，虽然他们家在破落之前有权有势、战功累累，而且当初在权势的庇护下，这个家庭中还曾出现过两三个狂饮无度、大打出手的歹徒。

    阿蓬特上校听了流言很为不安，他一家一家地走访了阿拉伯人，至少那次他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阿拉伯人困惑不解，痛苦万分，祭坛上放着服丧的标志，有的人还坐在上面嚎啕大哭，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报仇的念头。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早晨，由于当时的气氛，他们有过反应，但是就连罪犯本人都承认，他们并没有挨阿拉伯人打。不仅如此，还是阿拉伯人的百岁族母苏塞梅阿布达拉建议煎煮有奇效的西蕃莲花和大洋艾治好了巴布洛维卡略的类霍乱症，并使他的孪生兄弟尿道畅通。这以后，彼得罗维卡略终于沉沉睡着了，而他的哥哥复元以后也安安静静地睡了一觉。当镇长在礼拜二凌晨三点把普拉维卡略带去跟她的儿子告别时，就是见到他们这样的。

    在阿蓬特上校的建议下，普拉维卡略全家人，包括她的大女儿们及其丈夫都出走了。他们走时，众人都在沉睡，谁也没有发现他们，当时我们这些在那个不可挽回的日子里醒着的人，正在安葬圣地亚哥纳赛尔。他们是遵照镇长的决定出走的，走时心情已经渐渐地平静下来，可是再没有回来过。普拉维卡略用一块布为被休的女儿安赫拉维卡略包上脸，不让别人看到伤痕，并且给她穿上大红的衣服，避免人们怀疑她为私通的情夫穿孝。临行前，普拉维卡略请求阿马多尔神父为狱中的儿子忏悔，但是彼得罗维卡略拒绝忏悔，他还说服了哥哥，让他相信他们没有任何后悔的。就这样，两个人孤孤单单地留了下来。在把他们转移到里奥阿查去的那天，兄弟俩精神已完全恢复，坚信他们做得有理，因而不愿意象家里人那样夜间被带走，而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昂首离去。父亲庞西奥维卡略不久便故去了。“他是因为精神上的创伤太重而死去的，”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孪生兄弟被赦以后，便留在里奥阿查，这儿离马那乌列只有一天的路程，他们全家就住在那里。普鲁登西娅科德斯去那里同巴布洛维卡略结了婚。巴布洛维卡略在他父亲的作坊里学会了做金银首饰的手艺，并且成了个有名的师傅。彼得罗维卡略，既没有结婚，也没有职业，三年之后又重新入伍，荣获了上士的官衔。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他带着巡逻队唱淫秽的歌曲深入游击队活动区，从此下落不明。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有一个受害者，即巴亚多圣罗曼。悲剧的其他主要人物都尊严地、乃至颇为杰出地完成了生活赋予他们的使命。圣地亚哥纳赛尔受到了惩罚，维卡略兄弟俩表明了他们象个男子汉大丈夫。被愚弄了的妹妹重新获得了荣誉。唯一失去一切的人是巴亚多圣罗曼“可怜的巴亚多，”人们多年来想到他时都这样说。不过，凶杀案发生后，直到第二个礼拜六的月蚀之前谁也没有想起他，那天老鳏夫希乌斯告诉镇长说，他看见一只磷光闪闪的小鸟在他原来的房子上空盘旋，他以为那是他妻子的阴魂来索取她的东西。镇长在自己的额头拍了一下，根本没有理睬老鳏夫的幻觉。

    “他妈的！”他叫了一声。“我怎么把那个可怜的人给忘了呢！”

    他带了一支巡逻队上了小山，敞蓬汽车仍然停在别墅门前，寝室里有一盏孤灯，他叫了一阵，但是没有人回答。于是他们从一侧破门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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