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跑干什么?”
高展旗坐在桌子上:“死,我也得跟你死在一起!”他呵呵地笑:“想跟你一起死的人大有人在,可谁让我近水楼台呢?”
我推他下去,打开电脑上网搜了一下,知道是四川地震了,先报七点八级,后又修正为八级。
我想了想我的亲人和朋友没有在四川的,就对高展旗说:“是四川地震了,你有没有朋友在四川的,赶紧打个电话问问!”
高展旗掏出手机翻了翻通讯录说:“有个高法的哥们!”说着就拨电话,但电话怎么也拨不通,他说:“这事大了,通讯线路断了。”
刚才还没觉得有多严重,常识是白天地震的严重程度相比较夜里要轻一些,因为人在清醒的状态下应付灾害是有应对能力的。现在通信联络断了让我感觉到问题的严重。
一帮人都集中在前台议论纷纷,早已无心工作,我对高展旗说:“我回家了。”
高展旗说:“弄个瓶子倒放着,地震一倒,你就跑,另外买点水放分别放在几个房间里,跑不了也不至于渴死。”他絮絮叨叨地好似一百个不放心,看我提着书包要走了,还不放过我:“要不我和你一起回吧!”
“你赶紧保护你女朋友去吧!”我跑出办公室。
都到家了才接到邹天的电话:“姐,你那边怎么样?感觉到地震了吗?”
“不明显,你那呢?”我知道他在东北出差。
“没感觉!”
“那你注意安全吧!住宾馆,先把安全出口看好了,有什么事儿好逃生。”这还是有一次我听防火宣传时,讲课的老师教给我的安全小常识,因为经常出差住宿酒店,所以记得很牢。
我按高展旗说的买了些水和饼干放在家里,总之有备无患。
打开电视,事态比我想像的严重许多,与震中地区的道路通讯完全切断,政府和军队、人民全部动员起来,特别是医院和抢险队已全部集结,救灾物资也再大批量调运,一切都是匆忙的,人们的脸上全是悲壮。
睡得不好,很早就醒了,还是看电视,知道了受灾最重的是学校,因为通讯中断,电视台开了信号发射车过去,把当地的情况播放出来,画面所见无不是一片废墟。播音员说:“他们的车只能开到这里,因为前面的路已经被坍塌的山石堵住,要等部队上来开路。”
上班的时候郑主任被律师协会叫去开会,我问高展旗他的朋友联系上没有,高展旗说联系是联系上了,但没说两句话,电话就断了。
说明没有死,也没有危险,不错!他在成都,离震中有多远?
我对高展旗说:“下辈子不能当律师了,不是人生必需的职业,你看医生,现在的作用多大,救死扶伤啊!下辈子我要当医生。”
高展旗调侃我:“看不出你还有献身精神!什么血型,咱俩献血去吧,外伤多,肯定需要大量的血。”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个吧!
他开着车直奔市中心广场的献血车,没想到人多了去了,排队从广场的这边儿到那边了。高展旗说:“明天早点来吧!”
大家都闷头上网,查看灾区的最新报道,没心情干活,昏昏的一天。到了晚上想着明天早晨高展旗要早早地接我去献血,就早早地躺在床上。
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九点半,吴桐的电话经常在这个时间打过来,这两天他没来电话,肯定是忙吧!那么大的公司,肯定要做些什么,比如有没有帐篷、药品和食品要捐赠,有没有越野车,救护车?今天郑主任从律师协会回来,传达会议精神:坚持正常工作,全力以赴支援灾区。
大家想,我们怎样支援呢,想来想去,每个人捐了一个月的工资。
我很少给吴桐打电话,他的工作场合比较复杂,我打电话刚好他不方便,让他尴尬。
我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这种特殊时期?想来想去还是拨了他的电话,电话里传来的是:您拨叫的电话不再服务区。
我颓然地放下电话,在北京通信信号基本上覆盖了地下车库和电梯,不在服务区,他在哪儿?
过了大概十分钟我再拨,还是如此,心里忐忑不安。
第二天我们去献血车献了血,献了血后高展旗拉着我去吃鸭血汤,号称马上就要把血补回来,回到办公室郑主任非让我们回家休息,回家也是一个人,也是对着电视看灾区的最新报到,非常惨烈,看着心痛难过,还不如在单位和大家在一起。
没联系上吴桐终究不放心,又拨他的电话,还是不在服务区。我的感觉沮丧不安,给他家打电话,只有留言:“你好,我是吴桐,现在不在家,请留言。”
我说:“我是邹雨,给我打电话!”
还是不甘于这样等待,决定给银河的总联络官小张打电话,我也只有他的电话。
“小张,你好我是邹雨!”
“你好,邹律师!”小张很忙的样子,从电话里听到别的电话在响。
但我决定把我要说的说完:“我找吴桐,但联络不上他!”
明显感觉小张卡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说:“邹律师有什么事,我可以转达吗?”
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堵堵地说不出下一句话,我不知道怎样与小张结束了对话,感觉就是吴桐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