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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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梅花猜的没错，刚才的电话是叶莎丽的情人打来的。但是并不是像刘梅花说的那样是“小情人”而是“老情人”

    叶莎丽的第一个情人比她整整大二十五岁。那时候叶莎丽刚刚从四川来到深圳，一开始的想法也跟刘梅花他们差不多，想找一个单位正式调过来。当时的人可能都是这种想法，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打工”这个概念。九十年代之后叶莎丽衣锦还乡的时候，以前的同学问她在深圳做什么，叶莎丽说打工，还把那些羡慕她的同学吓了一跳，因为在当时内地同学的眼里“打工”的人就是朝天门码头上的那些“棒棒”难道衣锦还乡的叶莎丽在深圳做“棒棒”？！

    叶莎丽刚来深圳的时候，在一个“单位”干了三个月，才知道她们“单位”的“一把手”自己都没有正式的“单位”和深圳户口，要指望这样的“单位”给自己办理正式调动和户口不是天方夜谭吗？于是，事不宜迟，赶快换。那时候叶莎丽还非常年轻，在深圳她还算是美女，至少相对于当时深圳本地的土著女人和基建工程兵专业的随军家属来说叶莎丽是漂亮的，比那些港资厂里面的打工妹也要漂亮。当时大学生甚至是中专生都是国家包分配，所以那时候还没有成千上万的女大学生涌向深圳找工作的壮观景象。总之，那时候叶莎丽找工作还非常容易。就找工作来说，女人的年轻漂亮和男人的文凭学历一样重要，甚至比文凭更重要，因为文凭可能名不副实，漂亮却很难掺假，不需要高科技手段，视力正常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由于年轻漂亮，所以叶莎丽可以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不断地“跳槽”“跳槽”的原因不是嫌工资低，而仅仅就是考虑这些“单位”都没有办法帮她解决调动的问题。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叶莎丽干了差不多有十个单位，从罗湖跳到福田，又从福田跳到南山，再从南山跳到宝安。最后，当宝安的一个台湾老板极力挽留她的时候，问她为什么一定要离开这个公司。

    “没办法，”叶莎丽说“因为这里不能给我办理调动。”

    “什么叫‘调动’？”台湾老板问。

    “调动就是能给我落实人事关系和户口？”叶莎丽说。

    “什么是人事关系和户口？”台湾老板又问。

    叶莎丽解释不清楚了，说了半天，直到把她自己也说糊涂了。

    台湾老板说：“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关键要有自己的事业。”

    “什么叫自己的事业？”叶莎丽开始反问。

    “比如像我，”台湾老板说“有自己的这间工厂，这就是自己的事业。一个人如果要想出人头地，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

    叶莎丽想了半天，说：“那是你们资本主义世界的看法，在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这里的事业首先是要有一个正式的单位，然后努力工作，工作成绩得到单位的承认，在单位里面受到表扬或提拔，这就是出人头地，这就是事业成功。”

    台湾老板想了半天，说：“你可以在我这里努力工作，只要做得好，我也可以表扬你，提升你，让你出人头地。”

    叶莎丽笑了。笑着摇摇头。说：“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台湾老板问。

    “你这里表扬不算数，你这里提升也不算数。”

    “怎么不算数？”台湾老板问。

    叶莎丽又想了半天，说：“如果我不在你这里做了，我这些成绩是没有办法带走的，就是带到其他单位，人家也不相信。”

    “怎么不相信？”台湾老板说“只要你做出成绩了，如果哪一天你离开，我可以给你写推荐信，证明你在这里的成绩。”

    “没有用。”叶莎丽说“别的单位不认可。”

    “你怎么知道不认可？”台湾老板说“只要我认真地给你写了，别人肯定就认可，至少在所有的台湾老板工厂里面全部都是认可的。再说呢，你只要做出成绩，给你的工资和奖金是你自己的，而不管别人承认不承认。如果你不走，我准备让你考报关员，报关证到哪里都是得到认可的。”

    最后这两句话打动了叶莎丽，叶莎丽就暂时不走了，就真的跟着那个台湾老板做了。

    在以后的两年里，刘梅花一直跟着那个台湾老板，并且差一点就成为台湾老板的老婆。事实上，要不是那个台湾老板在生意上还要仰仗他的岳父家族，他就真的跟叶莎丽结婚了。叶莎丽把自己的第一次交给了那个台湾老板，也从台湾老板那里得到许多东西。比如报关证，比如关外的一套房子和蓝印户口，比如几十万人民币现金，比如各种高级的化妆品和首饰等等。假如这些东西还都能归结到“钱”里面的话，那么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比如叶莎丽对“单位”和户口问题的认识，比如叶莎丽对“事业”的理解，比如叶莎丽对男女关系的认识与实践，比如生意场上的游戏规则。叶莎丽就由这些规则知道台湾商人是很团结的，台湾人跟台湾人之间生意上的往来也是很讲信誉的。这种信誉不仅表现在可以赊帐和绝不赖帐这个层面上，而是他们绝不会甩掉中间商，更不相互拆台。许多年之后，当叶莎丽自己也成为一个商人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这些规则对一个民族的经济振兴是何等的重要！并且由此感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不仅是一个法律体系的问题，还是一个道德体系建立的问题，并且道德体系的建立比法律体系还要困难，因为必须首先要克服许多坏习惯，而当这些习惯不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民族的习惯的时候，要想克服就非常困难。

    事实上，在那两年里，叶莎丽在台湾老板的公司里面不仅仅是报关员，她至少还是老板的秘书，并且有一段时间她几乎就成为“老板娘”要不是叶莎丽自己不满足于“二奶”的名分，她就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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