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稍微大点声

，让我寒透了心。我收到了两张免费戏票——因为我两星期前正确听出某个电台节目里播的是“燕西”妈妈的歌。一等奖是宾利牌小汽车，我想马上打电话给主持人，激动之下光着身子就从浴缸里出来，一只湿手抓电话，同时还想用另一只手关收音机，我一下就飞到了天花板上，同时几英里范围内的灯都暗了一下，跟莱普克坐电椅时一样。我正要绕着枝形吊灯飞完第二圈，就被一张路易十五时期风格的写字台拉开的抽屉所中断，我一头撞上去，嘴巴撞在镀金的框上。我脸上留下了一个华丽的标志，现在看上去，像被一个洛可可风格的饼模印到上面。我头上还起了个大如鸟蛋的包，这让我吐字不清，所以我屈居斯里特马祖尔斯基太太之下，无奈打消了宾利车的梦，而满足于得到两张某天晚上的外百老汇戏剧的戏票。节目单上印着一位举世闻名的哑剧演员的名字，这让我的满腔热情降至极地冰冠的温度，然而抱着打破这个霉运的希望，我决定去看。我未能在仅6星期内找到一位女伴，就用多出来的那张票来打点为我擦玻璃的拉斯，他是个干粗活的人，感觉迟钝，像柏林墙那样木然。一开始，他以为那张橙色的小纸片能吃，我跟他解释了能凭它去看一晚上哑剧后——这是除了看失火，他有可能看懂的仅有几种观赏项目之一——他对我感谢不迭。

    演出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我身穿观剧时穿的夜礼服斗篷，拉斯拎着桶——自信地分头从的士上下来，进剧院后，大摇大摆地走到我们的座位处。在座位上，我研究了节目单，多少有些紧张地了解到开场短剧为有点安静的娱乐表演，名为去野餐。开始时，有个瘦弱的人化了像厨房里那样白的妆走上舞台，还穿了件黑色紧身裤，那是标准的野餐装束——我自己去年就那身打扮去过中央公园野餐，除了几个反叛少年把这当作修理我的信号，别人都没注意到。那位哑剧演员此时摊开一块野餐用毯子，马上，我以前的困惑又来了：他要么在摊开一张野餐用毯子，要么在给一头小山羊挤奶。接下来，他小心脱了鞋，不过我不能肯定那是他的鞋，因为他用一只喝东西，而把另一只寄到了匹兹堡。我说“匹兹堡”可实际上难以用哑剧表现出匹兹堡的概念。回头想一想，我现在觉得他表演的根本不是匹兹堡，而是一个人开辆高尔夫球场上的小车通过旋转门——要么也许是两个人在拆一台印刷机。这怎么跟野餐有关，我不明白。那位哑剧演员这时开始分拣一堆看不到的长方形物品，无疑不轻，像是一整套大英百科全书，我怀疑他正从他的野餐篮里拿出来，然而从他的动作看，也可能是布达佩斯弦乐四重奏团，绑好了，嘴巴也被塞着。

    到这时，让我旁边的人吃惊的是，我不知不觉跟往常一样，想通过大声猜测他在干什么，来帮助那位哑剧演员解释他在道具布置上的细节。“枕头大枕头。垫子？看上去像是垫子”这种用意良好的参与常常让真正喜欢哑剧的人生气，我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形下，坐在我旁边的人喜欢以不同方式表达不安，包括从大声清嗓子到用狮子般的爪子猛击我的后脑勺，我有次在曼海赛镇主妇办的戏剧派对上就挨过一下。这一次，一位长得像伊卡博德克兰(注2)的贵妇人用她那柄马鞭似的长柄眼镜敲了我的指关节，还警告说：“冷静点，小伙子。”然后，让我感到温暖的是，她以跟一个患过炮弹休克症的步兵说话的口吻，耐心地说得又慢又字字强调，解释那位哑剧演员此时正幽默地应付野餐者传统上遇到的麻烦——蚂蚁，下雨和一贯会引起哄堂大笑的开瓶器。我暂时明白了，因为想到一个人被没带开瓶器所恼而笑得前仰后合，惊讶于哑剧可以表现得无所不能。

    最后，那位哑剧演员开始吹玻璃。要么是吹玻璃，要么在为西北大学的学生文身。好像是西北大学的学生，不过也可能是此人的男声合唱队——或者一台热疗电机——或者任何一种体形巨大、已经灭绝的四足动物，通常食草，其躯体化石在远至北极的地方都被发现过。这时，观众对舞台上乱糟糟的滑稽场面笑得不可开交，就连愚钝如拉斯者，也在用橡皮刷抹去脸上开心的泪水。但对我而言，仍完全没戏；我越努力，明白得越少。一种失败的疲倦感悄悄而至，我脱下脚上的懒汉鞋，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后来我所知道的，是在楼座干活的几个清洁女工争论滑囊炎的好处和坏处。我在剧院里暗淡的工作灯下定了定神，拉正领带，然后出门去了里克酒吧，在那里，一个汉堡包和一杯麦精巧克力让我对其意义毫无理解困难，而且，那天晚上我首次放下了内疚的包袱。直到今天，我在文化上仍是不完善的，不过我仍在想法弥补。如果你哪天看到一位审美家看哑剧时眯着眼睛，扭动身子，嘴里嘟嘟囔囔的，过来打个招呼吧——可是在演出中要趁早：我可不喜欢在睡着后被打扰。

    注1: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1840—1902），德国内科医生和精神病学家，性学研究的创始人。

    注2: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的小说睡谷传奇中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