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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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多年前的某一天，山城重庆照例缠裹着霉湿的雾气，一位年轻女子登上高高的石梯，找到重庆海关，进入到一间办公室。当年父亲每天一早就坐在那间办公室里。至今仍留存着一帧照片，照片上横着一张壮观的办公桌，桌上的笔筒因为离相机镜头过近，其影像膨胀成一个怪物，筒体仿佛一张鼓足腮帮子吹气的鬼脸，筒顶露出的散开状的铅笔、毛笔则是那鬼头上竖立的发辫；童年时代我总在梦中遇上这个怪物。至于照片上的主角——办公桌后面的父亲，他那时究竟什么模样，我总形不成概念；我是父亲最小的儿子，他拍那照片时我大约五岁，我只记得晚年父亲的模样。

    晚年父亲曾偶然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你八娘一坐下就哭开了，拿块手帕子抹眼睛；其实什么要紧的事，我两下子就给她解决了，她泪珠子没擦干，又笑了”

    当年八娘找父亲是为了弄到一张去南京的船票。父亲从十八岁考进海关，混到那时候足有二十多年了，总算从最底层的稽查员混成了个坐办公室的科长，以海关科长的身份弄张到南京的船票自然犹如探囊取物。

    2

    娘娘就是姨妈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把“”字作为“娘”的繁体，读作niang，而我们四川人，至少我们家族中，把“娘娘”读作liangliang，两个阳平声，第二字并不轻读；四川人一般l、n两辅音不分，善于发l而不善于发n音。因此，八娘于我来说绝非“八娘”而是bǎliāng。

    八娘并非母亲的同胞妹妹，她的父亲与我外祖父是堂兄弟，当年大家族中时兴同辈混排，我母亲在同辈姐妹中排第三，所以八娘一辈的都叫我母亲“三姐”

    当年大家族人丁旺盛，八娘虽已排至第八，大家也并不以为怎样，我这一辈也并不觉得可惊，因为倘要惊讶的话，那八娘的母亲大家都称之为九外婆，似乎还有十外婆、十一外婆呢；但母亲家族方面，几十年来同我家有所过从的，单只九外婆这一支，这一支之中，又以八娘这一分支过从最密。

    3

    八娘当年乘船出川奔南京，是去上大学，她上的是金陵农学院。很多年后在她家翻阅她的照相簿，她指给我看过一张照片，是毕业时与几位同学游明孝陵时，在石像生旁拍的，当中一位梳着两根细而不直的短辫，以一种潇洒的劲头自然显示出腰肢的曲线，上面短衫子，下面不是裙子而是长裤，八娘呵呵地笑着说：“完了！你看嘛！当年我好摩登哟！”照片上那个眉目不清的短辫女子的确摩登，使我总不能把眼前的八娘同那影像联系在一起；自从我懂事以后，也就是随父母迁居北京并且在北京同八娘团聚以后，我就总觉得八娘固然有其性格乐天活泼的一面，但她的形象做派，实在与“摩登”联系不上，最要命的，就是她始终说不好普通话，或者说是并非不能说好而竟不去说好，她在单位就用四川话跟人对话，在街上买东西也用四川话，在家里更不消说，只不过在单位和街上她避免使用四川话中的特殊语汇罢了。她同我们亲戚对话时频频使用方言，比如“完了”就是一个随时随地派作用场的感叹词，发言为wanlao，两下上声，重读，并且后一字使用拖腔。

    “完了”在她口中更多地表示着赞叹、惊喜、羡慕、感激，比如：

    “完了，画得好啊！”“完了，是你们来了！”

    “完了，出了名了哇！”

    “完了，买这么多香蕉来作啥子哟！”

    八娘使用“完了”这个感叹词时，十有八九总伴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她那笑声在我们亲友之中，是享有口碑的，人人乐闻，常常忆及。

    4

    50年代初的某一天，八娘又到我们北京钱粮胡同海关宿舍大院来，可是我母亲迎进家门来的并不止八娘一位，还有另一位，是个男的，个子很高大，那时候我还上小学，但所积累的社会经验已足可断定他是怎样一种身份，不过我有我的世界，比如我有没搭完的积木，没看完的小人书，没画完的大鲸鱼等等，所以父母迎让之间，我也就溜了；记得上饭桌时母亲命令我：“叫八姨爹！”我还没反应过来，八娘以一阵笑声拦阻了这个命令：“完了！难听死了！啥子八姨爹，莫那么喊，他姓曹，你叫他曹叔就是了！”我抬眼望曹叔，他有一张挺顺眼的长方脸，正朝我微笑着；不记得当时我是否叫了他“曹叔”反正这以后，我来往的亲友中就添了曹叔了。

    在饭桌上，父亲和曹叔聊得挺欢，曹叔一口很好听的普通话；他们喝完了酒，父亲命令我去给曹叔盛饭，母亲阻拦说：“莫慌！莫舀饭，有馒头”原来八娘在厨房里就跟母亲说了，曹叔是山东人，喜面食，而且“完了！他简直讨嫌大米，只要有任何一种面食，馒头呀，大饼呀，包子呀，面条呀就是窝窝头，他都觉得比米饭好吃，你说怪不怪嘛？”曹叔的确如此。尽管多少年来，他自己当众表态时总是说：“什么粮食种出来都不容易，都该吃，米饭我也不是不能吃”但我同曹叔在一起吃过那么多顿饭，没见他吃过一碗米饭，有时主食除了米饭没别的，他就光喝酒、吃菜。

    5

    八娘和曹叔在西北郊农业科学研究院搞研究工作。那一阵他们一个月里总要进城来我家一两回。他们对我都很好。我上到初中了，暑假里闷得慌。原来我暑假可以到小哥那里去。他在西苑一个大机关当售货员时，宿舍后门外头就是一片草地，还有好大的一个露天剧场，走不多远还有好大一个花园，从那里可以望见万寿山可是小哥后来到北大念书去了，我就只好投奔八娘和曹叔，他们热情地欢迎我去他们家里住；当时他们住在海淀镇上单位的宿舍里，从那里去颐和园也不远。我已经不记得当年的详细情况了，比如说，当时他们住的是一间屋子还是两间屋子？只模糊地记得八娘给我准备了一张发散出肥皂香味的单人床，记得总为我端上一大盘西红柿炒鸡蛋；当时他们的大女儿似乎已经出生，那就至少该住着两间屋，因为模糊地记得有个皮肤很黑的保姆给带孩子，并且曹叔一下班就整个地跟我那表妹泡在一起，抱着她逗乐儿，或者喂她吃什么；当时我年纪尚小，性格又内向，简直不懂得同八娘、曹叔聊天，每天就是去颐和园，到颐和园我也很少逛来逛去，就是带着画夹子找个地方取个景画水彩画儿，至今我仍留存着一张那个暑假的作品，是在知春亭往南的东墙下，画西堤的玉带桥及其远处的玉泉山，画面的下半部分完全是湖水，我用了许多琐碎的笔触去表现水波，完全违反了水彩画的规定技法；很多年以后，当我翻阅西洋绘画史资料时，惊讶地发现我这幅少年时代习作上的水波，颇似印象派修拉等人所使用的点彩法；我并不是据此引以自负，而是悟出了冥冥中支配人类感受的一种通力。

    从颐和园写生回到八娘家中，自然总要把画的画儿向他们展示，八娘那“完了！完了”的赞叹及一连串的拊掌欢笑，对我并没有多大的冲击力，倒是曹叔偏头凝视了我那幅“点彩”式的“昆明湖西望”十几秒后，语气平平的一句：“嗯，能成！”使我全身一震，仿佛听到了一种权威性的预言。

    6

    曹叔和八娘的第一位千金他们取名为涧，我父亲曾这样向他们开玩笑：“是不是你们有一阵子，总在山涧边谈情说爱啊！”八娘尖声驳斥说：“完了！哪一个跟他跑到那种kaka里头去哟！”接着便笑，脸便泛红，眼便放光；四川话的kaka就是北京话旮旯里的意思。曹叔对这一调侃却并无所谓，脸上只有淡淡的微笑。

    那时候非但没有确立“只生一个好”的准则，而且正强调“人多好办事”曹叔和八娘自然不会节育。但很奇怪，八娘在涧表妹之后，流产流下了一个已初成形状的男胎，千方百计保胎保住了第三胎，足月后去医院临盆，生得也还算顺利，甚至刚见天日时也有过一点声息，但随即就发现脐带绕着脖子，医生解脱无术，一个胖乎乎红扑扑的小子竟出生即为死亡。这打击于他们夫妇极为沉重，八娘出院后妈妈带我去他们家看望，曹叔黑瘦了，八娘难有笑声，连“完了！”这感叹词也少用，惟有已能蹬着小三轮车满院跑的涧表妹“隔江犹唱后庭花”把她尖细的笑声漏进门缝、窗缝里来；我那时已经15岁，已读完四大本约翰克利斯朵夫，自以为很懂得人世的艰辛，内心里很为曹叔和八娘惋叹。

    后来八娘怀孕了，生产也很顺利，我有了另一位表妹沁。我父亲曾在茶余饭后褒贬过：“你曹叔喜欢古诗古词，有点艺术家的做派，但未免胶柱鼓瑟，给女儿取名字选字过于生僻拗口了！‘涧’字南方人北方人读法不一，正音读作jian，放在名尾听起来别扭；‘沁’字你八娘喊成‘心’，其实正音应读qin”

    沁之后，八娘又怀孕，不仅曹叔和八娘，我们一家也都默祷这回生下的该是一个男孩，结果呢，生下的果然是一个男孩，但脐带又绕脖子，医生竟又解脱无术，八娘又留下了一个“他还哭过两声呢”的惨痛印象，等候在产房外的曹叔又得了一个轰雷般的坏消息

    八娘从此失去了原有的鲜润，额头眼角的皱纹留而不去，我们都怕她永远失去那“完了”的尖声感叹，以及一连串朗朗的笑声，还算好，半年后她性格方面的魅力恢复了。有一回他们全家来我家过星期日，其时她已到香山卧佛寺旁的养蜂研究所专门研究养蜂，并主编一份中国养蜂杂志，她侃侃而谈养蜂之道，我记得她讲道：“莫以为蜜蜂儿光采花粉，有时候工蜂还专门要飞到茅坑里头去，采一点无机盐回窝，那也是酿蜜不可少的成分哩！我们反复搞跟踪记录、化验分析，完了！硬是有这么个内幕哟”她笑，我们也笑，她为蜜蜂笑，我们既为蜜蜂笑也为她笑；可我注意到，曹叔不怎么笑，但也绝无悲戚消沉一类的表情，曹叔总是那么不动声色，我想也许是因为他调到农业部去当了干部，在我想像之中，国家的一个部该是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在那些高大宽敞的办公室里，坐在厚重敦实的大办公桌边的干部们一个个都是不苟言笑的。部啊！像八娘那样的性格搁在部里办公室是不相称的，而曹叔似乎是恰能配套。

    再以后八娘又生了一个表妹“涓”生完作了结扎输卵管的手术。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眼皮已经发粘，在外屋灯下扯闲篇的父母的一些对话忽然使我吃惊，我使劲眨眼，并且伸长耳朵，捕捉外屋传来的一言一语：

    “八妹其实不必有那个思想负担，如今新社会，生男生女一个样嘛；再说，曹家并没有绝后嘛，他那原配不是生的儿子么？该有十五六岁了吧？”

    “不止十五，总有十六了！我问过八妹，他追你的时候，说没说过他是有妻儿的？八妹说啷个没说，一说就掉泪了，说实在是那时候他没反抗到底，父母包办的，一共没同房几夜，后来就跟大学同学跑到解放区；现在解放了，婚姻自由，那个包办婚姻，早已名存实亡，现在只差一个手续，手续一办，名也不存了嘛他们那回参加一个农业考察团，活动完了回到北京，他就去办了离婚手续，八妹这才跟他结婚”

    “八妹始终没见过那位原配？”

    “没见过，也不必见嘛！那儿子倒是见过，可后来八妹总生不下儿子，就跟他说，你去看你儿子，我没意见，可你就别把他带回这个家来，也别让他找到我这儿来，不是我心胸狭隘，实在是我怕心里头难过，撑不住”

    “其实也还是狭隘，何必呢？”

    “你谈得轻巧！八妹虽是搞科学的，这事情到底不能从科学上得到充分解释：为什么他们一生女儿就顺顺当当，一生儿子就偏偏有灾！两回都是脐带绕脖子！解脐带的当口都听见儿子哭了几声，就是解不好，硬是死在眼前头！八妹命苦啊！”“那原配命就不苦么？听说是一直还住在他父母家里，从儿子那儿算不是媳妇了，从公公婆婆这儿算还是地道的媳妇，尽着孝道”

    “那倒是！婚是离了，可她没回娘家，听说娘家也不让她回，她只能还那么不明不白地当着媳妇！现在只剩公公了，婆婆是她伺候到底的，在床上一瘫就是几年，光收拾那褥疮就够磨人的亏得有亲儿子在身边，一天天长大成人！”

    “儿子对她还孝顺啵？”

    “还用说！听说一懂人事，就跟她说：妈，我再也不去那边了，我是您一个人的，您等着瞧吧，再过几年，我就挣钱去，我要让您过上比他们还好的舒坦日子！多好的儿子！可眉眼，听说还是更像他老子”

    听着这些令我吃惊的交谈，我睡意全无。曹叔原来还有如此隐秘的一面

    7

    出于好奇心，后来我捕捉到更多的信息。据说曹叔家里原是从山东来到北京当上大官的望族，清末时在北京东城有一座颇为壮观的宅院；我甚至根据那传闻骑车去那院落所在的胡同考察过，那胡同一头因展宽马路已然拆除，拆剩的部分一道匆忙砌就的新墙后面，露出一座干巴巴已无花木的土山，山上有一座破败的四角亭，据说那便是当年曹家花园中的一处胜景；我父亲对北京旧宅院颇有研究，他说过去同讲究“真人不露相”一样，舒适幽雅的阔人宅院也讲究“门墙不露谱”皇族因为有厘定的制式，院门格局便等于是地位的标签，引人注目，京官及阔商富绅的私宅则可以做到“富而不露”；因此，有的似乎很一般的门户里头，转过影壁竟是一进又一进的华丽房舍；或者房舍不算怎么炫目，而穿过一个月洞门后，竟是一处江南苏州风味的花园，太湖石叠成小山，曲板桥跨过萍藻丛生的池塘，临塘的轩馆支开窗板露出琴台，曲折游廊旁有丛竹或紫藤，如此等等；有的更在山上置亭。但一般从院外的街道胡同里，不仅绝对望不见里面的山亭，甚至那些单调的灰墙和尘土飞扬的道路，使人连亭台楼阁、池塘鱼鸟的联想都很难产生。童年的曹叔，该常到那山亭中憩息游玩吧？但时代的变迁，瓦解了这些个大家庭，也肢解了他们的宅院，曹家宅院不仅早成了许多户人家杂居的地方，又经局部拆改露出了当年从墙外望不见的山亭，那破败的山亭在白昼喧嚣的市声里不知感受到些什么，在静静的黑夜里又做着什么样的梦。

    当我有一回从那胡同里路过时，遇见从那有山亭的院子里走出来一位妇女，胖胖的，端着一个盛垃圾的破脸盆，走向垃圾站去倒垃圾，她移动得相当迅速却又有点颤颤巍巍，仔细一看底下是一双小脚，不知怎么的我立即判定她是曹叔的原配，于是我假装自行车出了毛病停下来收拾，等那妇女倒完垃圾往回走时，我便特意从旁端详了她一番。她有着一张显露出善良与顺从的圆脸，眼睛很大很鼓，嘴唇却又长又薄；当她消失在院门里以后，我好奇地想：她怎样度过每一个白天和每一个夜晚呢？她真同那破败的山亭一样，虽仍存在却已被人遗弃。我对她油然而生同情，但我却并不站在她的角度去怨责曹叔。

    随着一步步进入社会，我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曹叔和八娘那充分建立在自发感情基础上的结合是美好而难得的。

    八娘的同胞兄妹，后来都住在上海。我叫七舅舅的，是九外婆的长子，也是惟一的儿子，在上海是数一数二的牙医。他的妻子则是享有声誉的产科医生，我叫作七舅母，我对她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因为当年我在成都落生时，是她给我母亲接的生；七舅舅和七舅母都是最善良、最本分的知识分子，业务上又是同行，但他们不是自由恋爱而是经人撮合成婚的，他们住在一起，却格格不入，经常为一些最无谓的琐事争吵不休，甚至常常说出“那就离婚算了？！”“走嘛！去离嘛！”一类的话来，但他们却始终并没有真去离婚，因为他们的道德观惊人的一致，心底里都认为离婚是一种绝不可以真正履行的丢人行为；他们又都绝对与罗曼蒂克无缘，虽然苦闷却又并无任何婚外恋的尝试；他们便那么长时间地纠合在一起。后来七舅舅病重去世，七舅母尽心尽力地照顾，送走了七舅舅以后，自己也垂垂老矣。她回忆起七舅舅来并无甜蜜之感，却又绝无采酿夕阳为蜜的意愿。他们没有生育子女，这就更增加了七舅母晚年的孤寂。除七舅舅这位哥哥外，八娘还有三位姐姐，我分别称他们为四娘、五娘和六娘。四娘是早年在四川老家时，家里就给她包办了婚姻，她为了反抗这包办的婚姻，曾只身逃出老家，跑到省会，这在当年算是相当勇敢的行为了。因为那老家是穷乡僻壤，连最有知识最有身份的人也很少主动与命运抗争；但四娘的抗争终于归于失败——省会的近亲与远亲都拒绝长期收留她，她又找不到什么出路。于是她终于被追赶到省城的九外公捉获，押回老家塞进花轿，她能有什么幸福可言呢？五娘终生独身。六娘经人介绍与丈夫组成了一个初看似乎还算和顺的家庭，生育了几个子女，后来终于破裂，懒得去办理离婚手续，而实行了永久的分居。这样一对比，八娘真是全家中最幸福的一位了；而曹叔，他是诚心诚意地爱上了八娘，尽管他曾切盼由八娘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但这一愿望破灭以后，他对八娘的爱意没有丝毫的减弱，体现于涧、沁、涓三位表妹身上的父爱，更证明着他对八娘爱情的增强。“有情人终成眷属”自古以来兑现率就并不高，从旁看去，曹叔对八娘真不啻是情事与姻事中的幸运儿。

    8

    记得在曹叔八娘家中看到过一张拍得非常成功的照片，是当年他们热恋时，在轮船甲板的栏杆边拍的，那时他们参加同一个考察团，乘船从甲地去往乙地，他们倚着船栏，姿态自然而优美，江风吹乱了他们的头发，他们对望着，眼睛里面颜上喷溢出青春和爱情的无形火焰，他们那相互吸引的情景，难道不是这人世最辉煌而永恒的珍宝吗？

    曹叔对我少年时代的水彩风景写生给予过“嗯，能成”的预言，这预言并没有准确地实现，但也并没有落空——我后来没有成为画家，却倒成了一个作家——我至今感念曹叔对我潜在的艺术创作能力的发现与推动。

    我上到大学时，同曹叔已成为了朋友。这是很微妙的事。八娘于我来说永远只是个可亲的长辈，而喜怒不形于色的曹叔竟同我渐渐结成了忘年交。

    我在高中毕业前已开始在报纸副刊上登出些“豆腐块”八娘对此的反应，不过是笑眯了双眼，拊掌调侃我：“唷，完了！成了大作家了哇？”曹叔却试图同我做些令我乍听颇为吃惊的探讨，例如：“散文的本性究竟是什么呢？”“文尾总用省略号作结尾是否善策呢？”我发表过一篇散文银锭观山，描绘的是北京西北城什刹海水域的特异风光，他很在意，鼓励我说：“你跟我一样，虽然没生在北京，却长在北京，今后怕也长居于北京了，你不如专门研究北京，着重写北京，这就需要深入到真正体现北京特色的方方面面去”于是他怂恿我去喝豆汁，吃爆肚，乃至于嚼闻上去臭烘烘的雪霜肠；他细细地引我探讨：“炒肝明明不是炒的，并且主要成分是肥肠，那为什么要称作炒肝？小肚儿明明是猪尿脬做成的，尿脬是膀胱，并不是肚儿，即不是胃嘛，那为什要叫小肚儿呢？这里头都掺和着老北京人的微妙心理”诸如此类的探讨，往往是在他家的饭桌上，八娘和表妹都吃完散开，而我俩却仍慢慢地喝着酒时展开的。我的喝酒，是曹叔教会的，八娘常常感叹：“完了？！一个人灌不算，还把人家拖下水，有你这么当叔叔的么？”曹叔面对这话仅仅淡笑着，有时甚或还微微颔首：“是呀是呀，我是罪魁祸首么！”好在曹叔自己的量并不大，而且喝得很慢，又讲究要有两样以上的下酒菜。因此，他带我喝酒，只给我增添了许多的乐趣，并未给我的身体和精神带来过些许的不适。我们喝得最多的不是啤酒和白酒，而是黄酒，烫得暖暖地喝，小口小口地喝，在这饮啄之间，曹叔为我迈进文学艺术天地提供着不知不觉的推力。

    八娘之爱曹叔，因素之一就是她觉得曹叔有才，不仅有农业专业方面之才，而且有文艺才能，八娘曾在我家对我母亲眉飞色舞地夸耀过：“三姐呀，你哪猜得到，他画漫画画得才好哟！机关里头搞个展览，贴出他好多漫画，咦，笑死人，画那个闹个人主义的，脑壳儿膨胀得南瓜般大；画那个爱闹情绪的，自己把自己身子打了个结儿，完了！围起看的人都笑个不停哟！”但曹叔自己冷静地意识到，他的漫画，他的书法，他私下写着解闷过瘾的散文，离公开发表在印刷品上都还有一段距离，因此，他把期望寄托在三个表妹身上，这是我意会到的，他并未当着我明确地流露过，他总不失其含蓄沉静的做派，自然又是八娘，往往过分热烈地暴露出她及曹叔的那样一种期望，记得有一回她来我家，手里提着好大一件东西，我母亲一看吃了一惊：“八妹，你这是要出远门么？”她满脸红光地大声解释说：“哪个出远门哟！你看嘛，这不是行李箱，这是手风琴啊！天津鹦鹉牌的，一直想给小涧她们买，总碰不到这个名牌儿，今天你来这儿耍，路上恰恰让我碰上了，吉人自有天相么！”我母亲问她花了多少钱，她说出的数字让我母亲喊出：“完了！你啷个那么舍得哟！”八娘竟激动得一跺脚，连短发都摇动起来：“我们就是喜欢艺术呀！就是盼小涧她们能入个门呀！”这镜头我至今回想起来，还活灵活现，世上渴爱艺术达到我八娘这种程度的也许很多，但表述其酷爱表述得如此真率和强烈，怕不见得多吧？

    就爱好艺术而言，三位表妹确实继承了曹叔和八娘的心性，但她们似乎都乏于其父的深沉而富于其母的奔放，记得有一回，我们同去看部队文工团歌剧团的演出，所演的是一出平庸乏味时过境迁永不会复排的歌剧，因为我姐夫屈晋勇曾是那歌剧团的演员，参加了那出歌剧的演出，因此我和表妹们坐在台下等候开幕时都颇有傲然之气，幕布拉开后，在舞台上认出了我那姐夫时，三位表妹都惊呼出声，幕间休息时，我领她们绕到后台，在后台她们不仅看到了熟识的表姐夫，还见到了曾随他们表姐夫到过我家的常延茂。那一回她们恰巧也到我家玩，相互攀谈过，她们竟因为在后台近距离看到自己认识的人以浓烈的化妆改变了面容，并舞动着腰肢准备下一场戏，而互相拍打着手掌表露出一种率真的狂喜——多少年以后回忆起来，我还觉得这是不褪色的一幕。当年我曾暗暗地为她们害臊，我以为她们把一种对艺术的神秘感和崇拜心表达得太直露太丢份儿了，但现在想来，那出自天性的无掩饰流露，难道不是如晨曦中的露珠般艳丽、晶莹、纯洁、芬芳么，后来生活的艰辛人事的烦扰在她们的心上都磨出了厚茧，再想看到她们那种纯情少女的奔放表露，是永不可能的了。

    9

    曾同曹叔讨论过红楼梦，有一次我对他说，红楼梦里写到贾敬吞金丹丧身以后，贾珍贾蓉跪哭的描写，使我感到他们既有作假装样的一面，也有内心真情流露的一面，他却不以为然，冷冷地对我说：“我有经验的——那全是作假装样。”当时我没有同他争论下去，心中却以为他忽略了高级艺术对人物内心多层次描绘的特性。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到曹叔自有他的道理，他在大家庭里生活过，在有那土山小亭的宅院中积累了他的生活经验，他深知多角的宗法或人际关系可以把人性压榨得多么干瘪、多么虚伪。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曹叔在北京还有一位胞弟，也生下了三位千金，但他们两家似乎绝少来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来以后，他们的父亲遭到了冲击，被愤怒的“红卫兵”批斗以后遣送回了山东原籍。与他们父亲同住的曹叔的那位原配及曹叔的儿子没有被“红卫兵”一同轰回山东。因为“红卫兵”觉得他们实在与那“老吸血鬼”难划归一类，有的“红卫兵”还认为他们母子二人是被“老吸血鬼”“吸血”的对象，故而引为“红五类”而发动他们“造反”曹叔那惟一的儿子原来几乎不同他的生父和胞叔来往，爷爷遭冲击后却几次去他们家中活动，希望他们想想办法，使爷爷能返回城中，至少在原籍不那么受苦，但据说那位叔叔冰冷地拒绝了，认为早已划清界限，现在更不能丧失立场；曹叔动了心，却一筹莫展。据说那儿子一跺脚，瞪了父亲一眼，一阵风走了，从此再未登门。我至今不敢就此事问及曹叔，我想他内心一定很复杂，他或许对原由父亲操持的大家庭早生厌恶，那强加于他的包办婚姻就曾危及他人生的基本幸福；但他对解放后获得了文史馆馆员资格的父亲也未必没有一定的尊重和情感，他真应该重新研究一下红楼梦中的人物关系，人们的生活经验确实需要在新的情境中不断地加以过滤和重组。

    “文化大革命”使我家和曹叔一家以及其他亲友家都相继动荡飘移，曹叔八娘在70年代初带着三个女儿去了河南“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八娘的状态可谓没心没肺，曹叔的状态则可谓不知所措。记得八娘在所谓“派仗”兴起后还到我阿姐家去过，那时我父母正从张家口来到阿姐处躲避武斗，她竟若无其事地向我父母描绘了如下的开斗场面：“开会开到一半，咦，就冲进一群人来了哇，手臂上都戴到起一尺长的红箍箍，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那一派的‘送瘟神敢死队’，他们二话不说，抓起空板凳就朝台子上摔哇，完了！会场乱成一窝蜂，我就跟到起喊：‘莫打架哟！’结果，也不晓得哪个人把我一推，差点儿就推到了别个脚底板下头哟！”讲至此她竟呵呵地笑了起来，急得母亲拍着她手背说：“八妹哟，好险哪，你怎么就不躲开嘛！他们打，跟你啥子相干嘛！”八娘频频点头，却似乎并不感到处在那么荒谬的情景中应当感到恐惧或悲凉。也还可以理解，八娘不是党员，不是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还不够格，两派都不把她放在眼里，甚至都对她忽略不计，因此她心理压力不大。曹叔在部里是个副处长，也不算什么引人注目的“当权派”但两大派斗起来，他却成了双方争取的对象，夹在当中，态难表，步难迈，结果似乎是投向了保谭震林的那一派，被另一派视为了“老保”这下子就追究到了他的出身，他的“陈世美式行径”乃至他曾“用漫画向党进攻，属漏网右派”等等，等等；他们下“五七”干校前我曾去看过一次曹叔和八娘，曹叔拉我喝白酒，反常地不用酒菜，只用几个蒜瓣下酒，并且头一回所答非所问，还喃喃自语，最后竟语无伦次，我不知该怎么好，倒是八娘一旁劝解说：“完了！天又没塌下来，啥子不得了的事，把自己愁死了，不倒中了那些砍脑壳儿的奸计！”最后八娘给我们一人剥了一只热气蒸腾的肉粽子，逼我们停下喝酒而吃那粽子。

    到70年代初，二哥、阿姐，还有曹叔、八娘他们，都离开北京，下放外地了，只剩我一个人留在京城西北隅，仿佛一只缩在墙缝里的土鳖虫儿，过了今天不知明天会怎么样，勉强打熬着灰暗压抑的时日。

    10

    灰色的日子毕竟也是日子。日子的好处就是会流动，你主动也好被动也好它反正会带着你往前移动。灰色的日子里毕竟也还有亮点。即使像芝麻粒那么大的亮点，也总能放出点暖心窝儿的微光。那几年里，亲友们从外地寄达我那个胡同杂院小小东屋里的书信，便是我生活中的亮点，心主中的星光。

    有一天接到了曹叔从河南“五七”干校的来信，厚厚的一叠信纸，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使我惊喜不已。原来那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日，他坐着小板凳，掀开床褥，以铺板当桌，几乎写了一整天，专为我。这使我非常感动。他写他对北京的怀念，写着写着就信马由缰起来，写到渴望能喝到一碗热豆汁，就着炸成金黄色的焦圈儿，或者起着许多小泡泡的薄脆；还渴望在北京小胡同里的大槐树下，让晚风把满树的槐花瓣儿吹落一头一肩；甚至渴望让春天的沙风扑面而来，从而嗅到一股“沙尘的香味”他又写到在“干校”的生活，写大家如何席地而坐地看一晚上电影，整整两个多小时里所放映的全是有关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记录片，大家竟目不转睛、津津有味，乃至已经映完意犹未尽。又写到有一天集合排队，步行十几里去镇子里一个广场，看县里一个剧团演样板戏沙家浜，因为去的人太多了，观众席又无坡度，结果除头几排外后面的人几乎都觉得看不见台上的演出，于是乎往前拥，于是乎争吵，于是乎推搡，最后竟至于大打出手，甘蔗头和甘蔗皮满天飞，人们的审美饥渴化为了一片原始的宣泄读完这封信我非常忧郁，我强烈地思念曹叔，渴望与他同桌对酌，仿佛我能抚慰他那在深处寂寞着并憧憬着的心灵。

    几年以后，已经粉碎了“四人帮”情况开始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我收到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复刊的儿童文学寄给我的一张“内部电影观摩票”演出的节目是西方电影蛇。放映的场所是一处内部礼堂，我以一种空前的荣幸感凭票进入了那所礼堂，从下公共汽车起直到进入礼堂大门，我穿过了稠密的等票、求票乃至于试图抢票的人群；开始放映电影了，我坐在前排，突然听到一阵阵猛烈的撞击声，不是银幕上传来的，而是已经紧闭的礼堂大门被由于极度想进场观看而未能得以进场因而暴怒的一些人所撞击，那声音清楚地表露着他们不是用手拍用胳膊肘敲用脚踢而是用整个肉身在撞，实在是惊心动魄！我看不下电影去，我忽然想到了曹叔的这封信，我洞见了普通人心灵深处的一种最纯朴的渴求与一种最浑黑的寂寞以及试图冲出这种寂寞的暴烈挣扎，我鼻子发酸。

    11

    其实曹叔给我寄出那封信不久他就回到了北京，不过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因为他回到北京后并没有来找过我，估计他也并没有喝到豆汁吃到焦圈或薄脆，甚至也并没有重温到槐花的芬芳与沙尘的馨香。

    是组织上通知他并让他回到北京的。

    北京那时候正全面修建地下铁道，很大一部分修建任务由工程兵部队承担，该部队有一支庞大的汽车队，负责运输土方以及各种建筑材料；车队的司机大多是些十分年轻的义务兵，他们经验不足，特别是以往习惯于野外作业，到了这人烟稠密的城市难以迅即适应，自然也还因为北京人中总有那么不小的一部分对汽车并不怀着畏惧心理，特别是年轻的骑自行车人，从而常常酿出恶性车祸。

    在那几年的许许多多这类车祸中，有一桩出在东单。一位工程兵的大车司机在慢车道上撞死了一位骑车人。撞死人的战士和被撞死的工人都是才二十多岁。那被撞死的小伙子骑的是一辆才买了没几天的崭新的凤凰车，手腕上戴着一块才买了没几天的崭新的全钢防震防水上海表。

    工程兵部队十分重视每一桩他们属下造成的车祸，甚至早就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抽调了若干精明强干的人员，按部就班地处理每一桩有关事宜。这桩车祸发生后他们处理得也一如既往地及时、大度、精心。

    他们查实了死者的身份，先主动到所属工厂致歉，并由工厂方面陪同到了死难者家中，向那工人的母亲诚挚地致歉，不仅肇事者声泪俱下地跪到她膝前愿认她作自己的母亲伺奉她终生，肇事者一个班的战士全都诚挚地围住她向她宣誓：“娘！我们全是您的儿子！”部队不仅允诺负责全部殓葬事宜，并赔偿她5000元人民币的人身损失，肇事者所在班且拟承担她家的全部家务，从买米买煤买菜到做饭洗衣，乃至于要给她念报纸讲故事陪她唠嗑儿解闷儿。但那母亲对这一切的反应是没有任何反应。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如两个铜铃，嘴唇抿得细细的如一道刀痕。她坐在那里不哭不语，不动不晃。

    她便是曹叔的原配。死于车祸的便是曹叔惟一的儿子。

    我至今没有问过曹叔这回事。也不应当问。但我至今仍不免悬想，他那原配究竟还在不在人世？如何生存于这人世？曹叔从来没有爱过她。她的公婆也不可能给予她爱。惟有由她输出己爱培植出的儿子能回报她以爱，使她灰暗的生命趋于明亮。他们母子相依的生活流程刚刚达于一个新的起点，十几年来她每天用多于十个小时的十指劳作(挑绣外贸桌布餐巾)，含辛茹苦供儿子上完了中学，又蒙政府政策照顾，没有安排上山下乡而分配到了一所很大的工厂，在一个很大的车间里当上了车工，并且开始领回了工资，给她置买了新的衣衫和鞋袜，跟她反复地说：“妈，打今儿起就是我养活您了，您该歇着了！”还懂得给她往家里带她最爱吃的酱牛肉和京白梨，又在她督促下为自己置买了新自行车和新手表，谁料到这刚刚达到的新起点竟也是突然降临的终点。她失去的不是一个儿子而是生命的一切。她的命运为何如此悲惨？冥冥中真有主宰么？谁这般忍心？

    12

    70年代中期，曹叔和八娘又回到了北京，带着表妹涓。涧留在了河南。在“五七”干校时，他们都以为再不能回到北京了，而涧已上完中学，所以就进了当地一家工厂当工人，刚得到那机会时，八娘还曾在给我的来信中表示他们非常高兴，因为并不是每一位“五七”学员的同龄子女都能进到那样一所国营工厂当正式工人，有许多只好到干校邻近村落里插队。表妹沁他们过继给了在上海的七舅舅和七舅母，使沁迅速成了一位满口嗲腔的上海姑娘。

    曹叔和八娘回到北京后，我去看望他们。他们一家三口挤住在一间狭小的平房中，他们以往在北京从不曾住得那么糟糕，但他们却喜形于色，因为毕竟回到了北京又有北京的户口了。八娘一边招呼我和曹叔挤坐着喝酒一边念叨着：“就是小涧可怜啊！唉，当初真不如就让她在附近村子里插队哩，你说谁想得到呢？现在的政策是允许插队的办回来，进了国营工厂的倒一律不能随父母回北京，唉”八娘经过干校的洗礼变成个十足的老太婆了，脸上添了许多的皱纹，并且不大显现原来乐观的天性“完了！”的感叹也大为减少。曹叔却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对比之下，他比八娘显得年轻许多，也许那天是刚刚洗过澡、理过发的缘故吧，我觉得曹叔比以往还英俊潇洒。他仍是喜忧不形于色，表情淡淡的，同我边喝边扯闲话，他嘴里谈的，远不如他给我寄来的信上写得那么丰富、生动，他基本上是有一搭没一搭地问我这个那个，我说得很多，我问他什么，他有问必答，但都很简要。

    没多久就有“四人帮”倒台的大转折。曹叔的父亲从原籍回北京落实了政策，他自然不便与曹叔的原配去住，曹叔弟弟那里，或者是不欢迎他或者是他不愿去，结果就住到了曹叔那里，曹叔的住房条件并无改善。只不过多了一间厨房，老人就在厨房里搭了一块铺板凑合着住下。我直到这时才认识了这位曹爷爷，他衣衫破旧，但面容整洁，而且红光满面，下颏蓄着一撮白须，与长长的白眉相呼应，见到我蔼然可亲，礼数周全，说话露出一口完好的白牙，使我猜想到，他年轻时一定比曹叔更风流倜傥。同时我也默默地想：昔日有着一所大宅院的他，那土山上的亭子也比这低矮的厨房面积大啊，日推月移，如今他在京华中竟只能这样的存在，红楼梦中的好了歌注真是不能不服呀！

    八娘原来同这位公公是互不相认的，因为公公认为自己的大儿媳是那位原配，而那位原配也尽心尽力地对他执媳妇之礼；事到如今，八娘同曹爷爷只能面对面相处，并且是在极其狭小的空间中，依我从旁冷观，他们渐渐地也就习惯了。有一回我去他们那里，曹爷爷到胡同里溜弯儿去了，八娘一边做菜一边主动地对我说：“我们爷爷倒是个难得的好脾气，你看这么不方便，他也能将就着，从没提过什么要求，有过什么抱怨——对了，他惟有一条要我们，包括小涓，为他做到，就是‘千万莫把绝后的事儿告诉曹楼的人’。你懂了吗？完了！你还没明白过来么？你晓得曹家他这一支，他老子单有他一个，他这一房两个儿子就你曹叔给他留了一个孙子，好容易长到二十出头竟让大卡车给撞死了，他不就绝后了吗？他们老人是不把小涧、小沁、小涓他们作曹家人的，早晚要嫁出去的嘛！这事对他的打击比遭‘红卫兵’遣返大得多，他不怕他那个老家曹楼村的人批斗他如何如何反动，他就怕这消息传过去人家笑话他绝后其实我们怎么会去说这个又找谁去说这个呢？但只怕那曹楼村的人早晚能得着消息唉，我们这位爷爷也真可怜！你看，挤在厨房这么个kaka里头过日子”

    其实以亲戚而论，八娘与曹叔及三位表妹算我的亲戚，曹爷爷已不甚与我相干，曹叔的那位原配更与我风马牛不相及，但曹爷爷的命运，那位原配的命运，至今仍偶尔牵动着我的心肠，使我浮想联翩，扼腕感叹。我的心肠是不是过于柔弱了呢？

    13

    人生的大趣味在于变化。意想不到的变化是最浓酽的趣味。当曹叔他们背朝青天脸朝泥巴地在“干校”插秧、割稻时，当他们被一遍遍地训诫着要对“干校”生活作“长期”乃至“终生”打算时，他们怎会想到几年后，不但能够回到北京，恢复机关的工作，而且还能出国考察，所考察的竟又是美国呢？

    曹叔所参加的那个考察团是先飞往西欧再飞往美国的，当中在巴黎有一天的停留，曹叔因此游览了向往已久的花都巴黎。曹叔同我喝着黄酒，慢条斯理地闲话巴黎和纽约。他说起在巴黎时，他们团的一位成员，不知是上飞机前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还是飞机餐里的什么东西变了质而未觉察，下飞机后肚皮里就闹腾起来了，因为他们在巴黎只停留一天，公派出国的团体只能集体行动，个人身上连一个子儿的硬通货币也没有，语言上又有困难，所以只能是集体游览——大使馆派出一辆大巴士，向路经巴黎的各种出国团体提供方便，乘坐那巴士可以速成式地浏览巴黎风光，巴黎铁塔、圣母院、卢浮宫、凯旋门、协和广场等每处最多停留半小时，最少只给一刻钟——那位成员自然不愿放过这一生难逢的机会，因为他们从美国考察后不再途经巴黎，他估计自己以后再无游览巴黎的可能，因此强忍着肚中的造反登上了游览车，开头去到几处，尚能勉强将肚中“造反派”镇压下去，后来就不行了，简直是活受罪，找厕所又不会找，有的厕所收费又上不成，找到一处又怕误了回巴士时间，结果弄得神魂不定，坐到车上时竟至于憋忍不住而流泻裤中，使周围的人掩鼻奚落。曹叔讲完此公遭遇后咋舌感叹说：“这也许就是命，就是所谓缘分吧——他跟巴黎就那么无缘，现在问起他来，他后悔那天为什么不就留在使馆招待所中——他说一路上他什么印象也没留下，惟一的印象就是自己的狼狈和臭气”

    “我就不信我命里注定要在河南过一辈子！就跟北京无缘！”

    切断曹叔语头的是涧表妹。她又一次从河南来京探亲。因为她的归来，八娘家变得更加拥挤。八娘悄悄告诉我，晚上曹叔只好睡在书桌上——别看他去了美国，还逛了巴黎！

    从河南回来的涧表妹我简直认不出来了，那不仅是因为她已长大成人，模样上起了变化，她那原来充满弧线的脸庞已有几处——例如下颏、鼻翼——变为了生硬的折线；更重要的，是她性格似乎已与从前迥异。当年她拎着手风琴时，眼里的那种稚气和欢乐哪里去了？还有在后台见到我勇哥他们那些演员时，那种纯朴的大惊小怪和迸发着生命力的狂喜怎么荡然无存？当年她还有在生人面前极为腼腆的一面，而据她自己的陈述，她现在简直不懂得自尊心和面子在这个世界上值得几分钱！

    我以惊讶的目光望着涧表妹。以前我没把她看在眼里，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她小，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太单纯，单纯的东西我们可以喜欢却不会特别地加以注意。长大成人的涧表妹坐在我面前，目光冷峻，语调尖酸，她对我，也对父母，乃至爷爷，宣泄着她刚刚积累起来却颇为厚重的人生经验：

    “我们那个站是个小站，每次火车只停一分钟，上了车当然不会有空座位，有时候连厕所门外都挤着坐着好几个人。开头我脸皮嫩，就那么忍着，你忍吧，几个钟头，十几个钟头，你就别想坐下，一直站回北京！座位要自己找！自己的命要自己去挣！缘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得来容易吗？不容易！现在我一上车就往车厢里挤，我从一号座位问起，一个挨一个地问，一排一排地问，人家不理我，我也不生气，可我也不停下不问；人家回答的话难听，或者骗我，我也不在乎，反正我还要问下去；问什么？就问：‘您哪站下车？’那么一排排问下去，问到一个最近一站下车的了，我就破开脸对他说：‘好了，您下车这座儿我坐，我就在您边上等着了。’他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我就在那儿死等了。别以为脸皮厚到这个分寸座位就把牢了，有时候那下车的人屁股刚挪开，有人就抢在我前头把屁股搁上去，所以后来我就把脸皮更加厚了几分，问妥了坐在座位上的，我还要跟站在周围的人都说清楚：‘这个座位是我等的，他下了车可该我坐，谢谢你们了！你们要是谁不同意，早一点儿说，我好再往前等别的座儿去！’这就把牢了，过那么一个来钟头，我就坐下了，坐下来是真格的，就是跟站着不一样，而且这座儿是我自己挣来的，坐着格外舒服也有人看着我，仿佛嫌我年轻轻的又是个姑娘怎么这么不顾脸面，我就看着别处，给他一脸冷笑，脸面？我没丢别人的脸，再说，脸面值几个钱？”

    涧表妹就这样开始了她寻找自己人生座位的奋斗。八娘暗地里流过泪，为当年不该一念之差把小涧送进了那工厂，害得她一个人流落在外；为小涧的性格变得如此粗粝，甚至对父母说话也变得生硬而功利；为曹叔和她自己缺少门路无法将小涧弄回北京八娘也托过我，看能不能找到线索，用对调的办法将涧表妹调回北京，我挠着后脑勺发愁，且不说没有线索，就是找到原籍是河南那个县的人，人家又怎么会愿意离开北京回到原籍呢？

    涧表妹的探亲假到期了，临回去以前八娘弄了一满桌子的菜，我也凑热闹给她送行，涧表妹在饭桌上只拣一种她最爱吃的菜——鲜藕肉盒吃，对于八娘的眼泪汪汪和曹叔的额纹抖动，似乎全都无动于衷，末了冷静到极点地说：“你们就都别操心了，连小表哥也别再帮我打听，你们都是只能靠组织、靠别人、靠运气解决问题的人，出了家门儿脸皮嫩、舌头软，不顶用的。我想好了，我自己有办法——我回去以后就自己跑，一户户地去问，你们家有没有人在北京工作的？有没有退休想叶落归根回老家的？在北京什么单位？那单位让不让对调？我就不信一个县里问不出一个来！”

    两年以后，涧表妹竟真的用这办法将自己调回北京了，是在一家近郊的仓库里当统计员。

    14

    当我心烦的时候，我就抻过一张纸来，在上面先写一行“我究竟在烦些什么？”然后开列出1、2、3、4开列完了逐项冷静地考虑，将它们再分成a、b、c或更多一点的级别，接下去就能把c级以下的逐项划去——这其实很不值得发烦，这其实很容易排除或实现，这是“自作多情”等等——剩下的几条，集中精神想想，而且尽量往好处、宽处想。最后，望着那张纸，心里就松快多了，尽管事态一点变化也没有。

    曹叔和八娘一家回北京很久了，我父母还未给落实政策，原在北京工作的阿姐和二哥也还未回到北京；我自己虽娶妻生子，建立了小小的家庭，聊可自慰，但事业上困阻颇大，经济上甚为拮据，烦恼事真是一大堆。

    那几年里，我在北京惟一的亲戚，就是曹叔八娘一家，出于对他们的关心，有一天我也抻过一张纸，为他们开出一串他们的烦恼，综合分析了他们的各项烦恼以后，我把所有的箭头都集中到一个字上，并用红铅笔把那个字重重地圈了起来。那是一个“房”字。

    涧表妹虽然对调回了北京，却并无宿舍可住，办对调手续时，接收单位就把话说在前头了——人可以来，住房请自理——她回到北京便给家里买了一张上下铺的铁架床，让涓表妹睡下头，她自己睡上头，铁架上下铺紧挨着曹叔和八娘的双人床，当中拉一幅布帘，这样睡了些时候，曹叔感到很不自在，后就换成八娘和涓表妹睡双人床，涧表妹睡上下铺的下铺，曹叔每天晚上爬到上铺去睡。但这样睡了一阵，又因为曹叔块头儿太大，一翻身就满屋子的咔啦咔啦响，涧表妹说简直是地震，最后曹叔和涧表妹又易了位——别忘了外面厨房中还有爷爷，爷爷身体垮了下来，晚上忍不住地咳嗽；全家这样地睡觉在盛夏尤为痛苦。

    他们合用的空间如此之小，却又至少总有三个人白天仍要留在家中，爷爷不必说了，八娘因为确诊为冠心病，提前退休了；涓表妹因为考大学失利，决心在家复习一年重上考场；这样就引出了许多难以避免的摩擦。

    当然，希望在前，曹叔他们机关正盖宿舍大楼，大楼刚打基础，机关的分房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为了公平合理，根据十多种因素给每个人打分，我听八娘给我念叨过，他们有希望分到三居室的单元，关键在有爷爷同住，因为三代人比两代人多五分，倘若他们的三代人是有一位奶奶或姥姥，因为他们是两个女儿，那就要在从五分里扣去两分，因为人家觉得女儿可以同奶奶或姥姥同住一屋。

    那一阵子我去曹叔八娘那里，或偶尔曹叔八娘到我的小家庭来，我们的话题往往不知不觉地就转到了房子上。涧表妹很少到我家来，涓表妹根本就不来，因为她自从考大学失利以后，就抱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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