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鞋师傅希望什么样的儿媳妇

    一位修鞋师傅。他希望有个什么样的儿媳妇？

    北京城中轴线所穿过的地方，由北而南，依次有：钟楼、鼓楼、后门桥、地安门（门已拆除不存）、景山、故宫、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前门外大街、珠市口、天桥、永定门（门亦拆除不存）。其中外地人所最不熟悉的，恐怕就是后门桥了。该桥在鼓楼和地安门之间的街道中段，古时叫万宁桥，又名澄清闸。从什刹海前海流出的水，穿过此桥，拐向东南，经东步粮桥进入皇城东南，再汇入到通惠河——永定河的支流中去。现在此桥还存有汉白玉的桥栏，只是桥下已经无水，成为一座旱桥了。什刹海前海中的水如今不再往后门桥下流，而是经暗沟流人北海公园的北海，再经中海、南海，汇入天安门前的金水河，又经过一段暗沟，汇入到东便门的泡子河中，再泄入到通惠河里去。

    后门桥当年的景色，据志书记载，颇富野趣。元朝有个张翥吟诗曰：“立马金桥上，荷香出苑池。石桥秋雨后，瑶海夕阳时。深树栖鸦早，微波浴象迟。烦襟一笑爽，正喜好风吹。”如今的后门桥，却完全是闹市景象了。桥西有一家“合义斋”饭馆，除卖正餐炒菜外，附设小卖部，专营北京风味食品炒肝和灌肠。桥东则有一家食品店、一家牛肉面馆，新近还出现了一家青年人合资经营的“燕京书店”这样，后门桥两侧可以说物质、精神两种食粮都不匮乏了。

    荀磊的父亲荀兴旺师傅，就在后门桥西南的人行道上摆他的修鞋摊。整个摊子由两只油漆桶和几扇可以折叠的木板组成，收拢可以放到自行车后架上驮走，打开则有一两米长，上面陈列着备用的大小鞋钉、铁掌、皮料、人造革料、模压塑料块以及成型的鞋底、鞋跟，等等。摊子摆开后，荀师傅便将一幅印有“修理皮便鞋”字样并附有个体营业执照号码的白布，系在摊前。没有活时，他便端坐在摊后，戴着一顶帽子（冬天是栽绒帽，春秋是布便帽，夏天是短檐草帽），膝上搭着一块厚重的劳动布；修鞋时必不可少的“独角蛟”（铁制，下头有供脚踩着以便固定的横向底座，上头是竖向的一个厚铁脚掌，以便将待修的鞋套上去操作）倚在两腿之间，手里握着一只用麻栗疙瘩自制的大烟斗，悠闲地抽着叶子烟；来了活路时，他便将那大烟斗搁下，麻利地操作起来。

    这天荀师傅八点多出摊，摆开摊就来了不少大活——有打前后掌带换跟的，有缝前帮带粘内垫的，送活的人还都挺急，巴不得立时就能修好上脚。荀师傅拿过活就做，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过一个钟头来拿吧，我尽可能给整旧如新。”人家走了，他戴个老花镜，两眼只瞧着“独角蛟”上的鞋，一双布满老茧的手忙个不停。

    荀师傅做活的时候，不但看不见周围的一切，也听不见周围的声响。所以，当那辆里头坐着孟昭英和詹丽颖的迎亲汽车驶过后门桥时，他一点也没有发觉。

    街上的另一个人却注意到了那辆汽车，而车里的人也看到了她，她们之间甚至还匆匆地打了个招呼。那便是骑着自行车由南而北的冯婉姝。

    冯婉姝和荀磊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她刚从北京外语学院西语系毕业。他俩语种不一，工作内容有时却相通。他们俩真是一见钟情，热恋之中，他们只顾互相欣赏，虽然说了许许多多的话，却全然没有问及过对方的家庭。在向家庭公开关系之前，他们活动的地点，一不是电影院和剧场，二不是公园。他们专找那种不用买票、出入方便、易被人们忽略的“小风景”去缠绵。常去的地方有故宫后面的筒子河边、王府井大街斜对过的正义路林yīn道、什刹海的银锭桥畔、中国美术馆东侧的绿地等等。他们在荫蔽的角落里紧紧地拥抱，互相微闭着眼睛寻找对方火烫的嘴唇，心里弥漫着浓郁的诗意。等最热烈的感情迸发完以后，他们渐趋冷静，于是，不知是从哪天开始，荀磊向冯婉姝学起西班牙语来，而冯婉姝也便向荀磊请教起英语来。他们的学习方式是充满了戏谑的，比如荀磊问：“西班牙人怎么称呼月亮和星星？”冯婉姝告诉他了，他熟记几遍后，冯婉姝便反问他：“英国人怎么称呼枫树和红叶呢？”他答了，冯婉姝也熟记了几遍，于是双方开始造句。荀磊用西班牙语说：“我爱月亮、星星，不爱你。”冯婉姝便紧接着用英语说：“我爱枫树上的红叶，讨厌你。”双方语法上自然都有错误，于是互相激烈地指责，其间荀磊会用英语咕哝一句，冯婉姝便会追问他究竟何意；而冯婉姝也会用西班牙语娇嗔一句，荀磊也便忍不住逼问她究竟埋怨的是什么。这样，闹到最后，他们双方又都学会了不少单词和句式，于是一个伸展着腰肢，一个摇晃着披肩发，都说“累死了”然后少不得便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把西班牙语和英语混杂一起说：“我爱你，爱得要死！”

    他们当然谁也没有死。他们活得有滋有味。终于有一天，他们理智起来了，认识到爱情的归宿必然是一个由他们两人组成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又必然要同他们各自已有的家庭相联系，于是他们这才开始介绍自己和询问对方的家庭情况。他们是不是太浪漫了一点呢？是不是太超凡脱俗了一点呢？也许，使他们这样处理个人感情的主要因素，是由于他们都读了太多的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学作品吧？

    荀磊告诉冯婉姝说：“我父亲是个修鞋匠。”

    冯婉姝笑嘻嘻地说：“别臭吹了！你有什么资格自比安徒生？”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是鞋匠的儿子。冯婉姝确确实实没有丝毫鄙弃修鞋匠的意识，无论是丹麦的还是中国的，修鞋匠在人格上与她，与所有的人，都是绝对平等的。但她过去完全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她觉得就凭荀磊那地道的英国绅士风度，他父亲起码也得是个中学教师。

    荀磊重复地说：“我父亲真的是个修鞋匠。”

    冯婉姝一看荀磊眼神，就明白他并不是开玩笑。于是她收敛了嬉笑，把靠在他肩膀上的脑袋调整得更舒适，闭上眼睛说：“你爱他吗？把他的情况细说说吧！”

    荀磊便抚着她一头柔软的长发，徐徐地对她说：“我父亲叫荀兴旺。我们老家是河北博野。我爷爷早就去世了，奶奶带着我两个姑姑和我爸过日子，苦得不得了。爸爸后来就加入了八路军。那时候他才14岁，枪比他人还高半头。后来他是解放军里最普通的战士，参加过解放石家庄的战斗。你知道八一电影制片厂前些时候拍过一部故事片，就叫解放石家庄吗？你自然不知道。你照例不看这样的电影。我也一样。主要是这样的片子艺术上贫血贫得太厉害了，对吧？可电视上放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爸爸看得津津有味。他坐在我们家他自己打制的沙发上，手里攥着他那麻栗疙瘩旋成的大烟斗，脑袋前伸着，聚精会神地从头看到尾，一边看还一边评论着：‘对！就是那样！不对！瞎掰！当时哪是那样！’电视上好像不止播过一次，他次次都是这么个看法。说来也怪，跟他一块儿打仗的战友，牺牲了不知多少，他却连重伤也没落下。他还拼过刺刀哩。你不信吗？我信。因为我爸嘴笨，说实话都费劲，说瞎话那就非把他难死不行。他有一回跟我们讲他拼刺刀的事，就那么三两句话，听得我心里怦怦直跳。不是真拼过的人讲不出那话来。他说到那时候眼里只有敌人的肚子，那肚子东躲西闪，可他非把刺刀插进那肚子里不行，扎进去拽出一嘟噜肠子来，他就高兴了。他就那么出生入死地在第一线战斗。我奶奶和我两个姑姑，那一阵整天站在村口守着，一有担架队过来，他们就挨过去，一个一个掀开被子认，始终没有见着我爸爸。她们就哭了。人家问她们为什么哭，两个姑姑说：‘高兴的。俺弟弟杀了敌人，可他没挂彩。’奶奶却说：‘糟了。怕是牺牲在那儿，抬不回来了。’仗打完了，爸爸回到家里，奶奶和姑姑让他脱光了膀子，见他果然一点没残，高兴得了不得。爸爸左肩窝、右腰根、左腿肚子上各有一处弹片划出的伤痕，左腿肚子削去的肉最多，可那毕竟算不了什么。爸爸要是留在部队，继续南下，说不定就当上南下干部了。那就不知道会娶个什么样的老婆，养出些什么样的孩子来，反正没有我了。可土改以后家里没有劳力，他就解甲归田了。种了几年地，我两个姑姑先后出阁了，城里招工，我爸就进城当了工人，后来把奶奶也接进了城。我爸先学木工，后学钳工，他这人手巧，想做什么能成什么，后来一直升到了七级。八级工到头，他只差一级。他们厂也没有八级的，他算技术最高的了。

    “你一定觉得奇怪，我爸爸成分、经历这么好，可他怎么会不是党员？他不是。据说他出师的时候，厂里党委书记挺动感情地对他们车间党支部书记说，荀兴旺你们不发展，你们究竟想发展谁？可车间支部书记为难。我爸是个出名的孝子，奶奶爱吃豆面糕，近处没有，歇礼拜那天我爸就骑车跑遍全城，不买到豆面糕绝不罢休。这当然不会成为问题。可后来奶奶去世了，当时北京市已经大力提倡火葬，党团员都要带头，家里死了人要送去火葬，可我爸无论别人怎么劝，也不忍心把奶奶火葬，到底他还是买了棺材，想法子把奶奶送回老家土葬了。党支部书记觉得这事很难辩解，确实是落后的表现，所以不同意发展我爸入党。再有我爸原来是个文盲，进厂后进扫盲班，费了老大力气，认字也不多。后来补文化课，补到初小程度就再提不高了。他不爱看书，只爱鼓捣东西，比如打个家具、安装个管道、编个渔网、修理个自行车、修个鞋、旋个烟斗什么的，弄出来样样让行家佩服，可一叫他看书他就头疼。他一生只精读过两本书，一本是苦儿流浪记，这本书我听他讲过，不是法国那个马洛写的那本，好像是解放初印的一种诉苦材料；另一本是鲁班学艺，据他说他得到的那本书页已被撕破，他是一页页拼拢一起，一字一字读下来的。他一生最佩服的是两个人，一个古人一个今人。古人就是鲁班，今人就是彭德怀。因为我爸文化始终提不高，党支部认为是学习不够努力造成的，所以后来也就一直没有发展他人党。我爸这个人人缘特好，但人人又都认为他绝不是入党、做官的材料。‘文化大革命’起来了，他哪派都不是，哪派也都不积极找他。往外派工宣队，没他的事儿。‘支农小分队’他也没参加过。他就是在车间干活。车间停产了，他也去，甚至只剩他一个人了，他也在那儿待着，擦擦这儿，扫扫那儿。他就是那么个木头人似的模样。其实他心里很有主见。他平生最喜欢看的一出戏就是白毛女。他说还在部队里的那阵，参加土改，他天天在文工团演白毛女的时候站在台上‘压台’，只要一演到逼死杨白劳那场，他就忍不住流眼泪。有一回有坏人捣乱，在场子里喊反动口号，我爸从台上一个雄鹰展翅扑下去，追了半里路，抓住了那个坏人，要不是别的人起来劝阻，我爸当场就会把他毙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有人告诉他，说江青说了，歌剧白毛女是毒草，他连惊讶和愤慨都没有，因为他根本不信。后来知道真把歌剧白毛女否定了，他也并不激动，他认定那不过是一时的说法，他坚信歌剧白毛女是好的。后来组织大家看芭蕾舞剧白毛女，看到喜儿被抢，他照样感动，他跟人家说：‘白毛女还是好的吧？我就知道打不倒它。’人家便跟他解释：这个白毛女同那个白毛女有质的不同，那个反动，这个革命，比如那里头的杨白劳软弱无能，这里头的杨白劳英勇不屈，等等。他却全然听不进去，人家费老大劲说完了，他却表态说：‘我看差不离，就是这里不用那脚尖子跳，兴许更顺眼。’你说拿他有什么办法！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演歌剧白毛女，他在电视里看了，照样流眼泪。我跟他说：‘如今芭蕾舞跳的那种不能演了。’他不以为然，对我说：‘干吗不演了？我看也挺好。就是少用脚尖子走路，兴许更好。’你看，他什么时候都保持他个人的看法。我爱我爸，就是因为他有这么一个稳定的、厚实的、淳朴的人格。他用他的这种人格力量，启示了我，使我的灵魂善良、纯净。

    “那么，你要问我了，他不是七级钳工吗？怎么又当了修鞋匠呢？那是前年的事。他才54岁，可他提前退休了，为的是让我二姐进厂去顶替。这就要说到我家里别的人了。先说我母亲。她就是咱们北京郊区顺义县的人，是我爸的师傅把她介绍给我爸的。他们也是一见钟情，认识不久便结婚了。后来我妈妈也进厂当了工人。我们家开头就住在工厂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中。一排一排的那种简易平房，一间屋子住一家人。我家人口最多的时候是六口人，我奶奶，我爸我妈，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那哥哥7岁的时候得病死了。全家挤着睡，连个收音机都没有。过春节的时候买张年画贴到墙上，一年里头把画上的每个细节都看熟，那大概便是我家的文化生活了。后来奶奶去世，姐姐们长大，三年困难时期，我妈生下了我。说起来要多亏一场意外的火灾，不知哪家生炉子不小心，把屋子引着了，结果牵三连四，救火车又一时开不过来，把厂里那片宿舍区烧光了。作为善后的结果，我们家和另一家被安排进了如今住的这个小偏院。头年厂里盖了新楼，我们两家都属住房困难，我爸把进楼的权利让给了那家，我们留在了小偏院中，那家的那间屋归了我们，我们现在总算有两间屋了。我妈渐渐从一个农村妇女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北京市民。她现在显得比我爸年轻很多（其实她比爸爸只小3岁），每天回到家头一件事是大洗大涮，用立体梳子梳她那烫过的头发，抹银耳珍珠霜。她有两身西装，一身是专门到王府井蓝天服装店做的，逢到休息的那天，她便穿得整整齐齐，有时候手上还戴个粉红的假宝石戒指，沏茶喝水以前要把杯子洗涮得很仔细。尽管她这样，你一眼看上去，还是有股天然的土气。我也爱我的妈妈。我觉得她过了那么多年苦日子，把我们姐弟三个拉扯大不容易，现在喘过气来了，讲究一点，是一种自我意识复苏的表现，是可喜的。别看她有这种似乎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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