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出国的时候,一个女友交在我手中三只扎成一团的牛铃。在那个时代里,没有什么人看重乡土的东西。还记得,当年的台北也没有成衣卖。要衣服穿,就得去洋裁店。拿着剪好的料子,坐在小板凳上翻那一本本美国杂志,看中了的款式,就请裁缝给做,而钮扣,也得自己去城里配。那是一个相当崇洋的时代,也因为,那时台湾有的东西不多。当我接过照片左方的那一串牛铃时,问女友哪里弄来的,她说是乡下拿来的东西,要我带着它走。摇摇那串铃,它们响得并不清脆,好似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似的,一碰它们,就咯咯的响上那么一会儿。
将这串东西当成了一把故乡的泥土,它也许不够芳香也不够肥沃,可是有,总比没有好。就把它带了许多年,搁在箱子里,没怎么特别理会它。
等我到了沙漠的时候,丈夫发觉了这串铃,拿在手中把玩了很久,我看他好似很喜欢这串东西的造形,将这三个铃,穿在钥匙圈上,从此一直跟住了他。
以后我们家中有过风铃和竹条铃,都只挂了一阵就取下来了。居住的地区一向风大,那些铃啊,不停的乱响,听着只觉吵闹。不如没风的地方,偶尔有风吹来,细细碎碎的洒下一些音符,那种偶尔才得的喜悦,是不同凡响的。
以后又买过成串成串的西班牙铃铛它们发出的声音更不好,比咳嗽还要难听,就只有挂着当装饰,并不去听它们。一次我们住在西非奈及利亚,在那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亦极苦的日子里,简直找不到任何使人快乐的力量。当时,丈夫日也做、夜也做,公司偏偏赖帐不给,我看在眼里心疼极了,心疼丈夫,反面歇斯底里的找他吵架。那一阵,两个人吵了又好,好了又吵,最后常常抱头痛哭,不知前途在哪里,而经济情况一日坏似一日,那个该下地狱去的公司,就是硬吃人薪水还扣了护照。
这个故事,写在一篇叫做五月花的中篇小说中去,好像集在温柔的夜这本书里,在此不再重复了。就在那样沮丧的心情下,有一天丈夫回来,给了我照片右方那两只好似长着爪子一样的铃。我坐在帐子里,接过这双铃,也不想去摇它们,只是漠漠然。
丈夫对我说:“听听它们有多好,你听——。”接着他把铃铛轻轻一摇。那一声微小的铃声,好似一阵微风细雨吹拂过干裂的大地,一丝又一丝余音,绕着心房打转。方要没了,丈夫又轻轻一晃,那是今生没有听过的一种清脆入谷的神音,听着、听着,心里积压了很久的郁闷这才变做一片湖水,将胸口那堵住的墙给化了。
这两只铃铛,是丈夫在工地里向一个奈及利亚工人换来的,用一把牛骨柄的刀。
丈夫没有什么东西,除了那把不离身的刀子。唯一心爱的宝贝,为了使妻子快乐,换取了那副铃。那是一把好刀,那是两只天下最神秘的铜铃。
有一年,我回台湾来教书,一个学生拿了一大把铜铃来叫我挑。我微笑着一个一个试,最后挑了一只相当不错的。之后,把那两只奈及利亚的铜铃和这一只中国铃,用红线穿在一起。每当深夜回家的时候,门一开就会轻轻碰到它们。我的家,虽然归去时没有灯火迎接,却有了声音,而那声音里,唱的是:“我爱着你。”
至于左边那一串被女友当成乡愁给我的三个铜铃,而今的土产、礼品店,正有大批新新的在卖。而我的乡愁,经过了万水千山之后,却觉得,它们来自四面八方,那份沧桑,能不能只用这片脚踏的泥土就可以弥补,倒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