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门边“上船,上船”生意拉到我了。我一声不响就跟着下了河岸边,上了小船。
就在这个时候,我身后响起脚步声,跟着人就到了船上,到了跟前。那个自称护士的年轻女人消失了,我看出原先在她身边的两个人,以及追我的人,已经围拢上来。
“中国女人”那个跟踪的人说话了。“我们谈谈好吗?”他彬彬有礼,但是船夫马上明白他们是什么人,马上消失了,实际上我们周围的人全部都消失了。
我被一连串不同的人连续审问,问的问题莫名其妙:名字,假名,真名,笔名,地址,电话,工作地点,教育,父母,来印度目的,与什么人接触过,到过什么地方,现在住在何处。我对此当然不会惊惶,也不会拒绝回答。我的回答他们相信不相信,就不是我的事了。他们反复问这种事,是想抓住我前后不一的破绽。这也未免太小儿科,我应付自如。
房间算得上大,窗口也不小,可还是亮着一盏长日光灯。地方很像肯顿门区,虽然他们的吉普车在路上绕着圈,我仍然有点方向感。
没多久换上那个追我的人,粗腰,但鼻子生得又直又大。他直截了当,问我“阿难是什么人?”
我早明白他们会问:那个女人跟这些人一伙。我反过来问:“你们是什么人?你先说清这个问题。”
看来他是负责人,已经看出我不是个容易吓倒的角色。于是他说:“我们是国际刑警组织,与贵国有合作关系。”
这也是我早料到的。我说:“对不起,这与我无关。我只是一个中国作家,来采访大壶节,顺便打听一个唱歌的朋友。你们无权拘禁我审问我。”
“谈不上拘禁审问”他说。“我们是合作伙伴关系。”他打个手势,外面送进两杯刚挤好的菠萝饮料。我跑累了,实在是恰到好处,我接过一杯。“当然,这是在你没有触犯我国法律的情况下。”
“请问我犯了什么法?”
“这正是我们要谈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劝你合作的原因。”
看见我一口气狂饮掉菠萝汁,他把那杯没有动过的菠萝汁推给我,还说“过一会儿,我们上这里最好的餐馆,算是我们局里的一点敬意。”
我喝得噎气,没法说同意不同意,说也没用:对于软硬兼施,我只能装聋作哑。他继续问:“苏菲,香港传媒界女老伴,为什么对阿难如此感兴趣,特地派你来找?”
“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苏菲?哪个国家的人?澳大利亚人?”
那男人看看手表,大概明白跟我磨没有用。就啪的一声按上了桌上的电脑屏幕,上面立即跳出阿难的照片:苏菲传过来的那张。
看见我脸上毫无表情,他打了几下键盘,立即跳到苏菲给我的信。
我一下子跳起来:这些坏蛋把我的笔记本电脑整个儿下载过来。他们肯定一路截了我的电话和电子信。不对,他们进了辛格的房子搜查遍了。我的电脑留在辛格家里,而且是打开的,也就是说,不需要密码就看到一切,下载一切。我真是太愚蠢,太不防备,以为这个国家的人,真像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天真无邪!
看到我脸涨得通红,这个人得意地笑了。
“现在可以说了吧!”
“说什么?电子信是隐私,你们才违法。苏菲是我的朋友,她也认识阿难。她关心我这次旅行,因为我是她的报纸的作者。”
“不那么简单吧!还是说出来为好。”
“你们的中文译者看得懂我所有的信,还要我说什么?”
“信里没有写的事?”
“我不明白,你何妨告诉我?”
我开始觉得饿了,而且饿得很难受:毕竟这一天事情太多。我几乎要抗议了:让我吃晚饭吧,你们轮流吃,虐待我这个外国客人,很不人道。
我正要说话,有人在外面说了什么,只有他的座位上能听清,我听见也不懂印地语。他站了起来,把门打开,恭恭敬敬地请我走出讯问室。隔了两个空房间,就是一间像机场贵宾室一样的房间。那里坐着一个东亚人,西装领带笔挺,旁边有个拖包,好像真是飞机场。
我几乎要觉得这个场面好笑了,才看见那个已经在与这个印度人握手的东亚人,不是别人,就是茅林。
茅林没有转过脸来与我握手,只是与印度人说了两句,就拖了包,递眼神示意我跟着他走,那个印度警官倒是很客气地说:“小姐,希望不久我们有机会再见,我们做东。”
我对他伸出的手瞅也不瞅,自顾自走出去。我心里正在七上八下,明白这些印度警察给我捅了大漏子。他如果拦我,我会给他当面一拳。
我们走到外面,也没有说话。他招呼了一辆出租车,我们搭上车,还是没有说话。我们进了一家饭店,依然没有说话。他不说话,我也不愿意说。明显他为我的事而来,说不定昨天通知,他今晨赶飞机到德里或加尔格答,然后转印度国内航线赶过来。
我不知道印度警方说了什么,给我什么罪名?也许根本就没有罪名,不过是想在中方代表没有到达之前,从我嘴里打听出任何有用的情报。我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也不想说话。但是我的电脑是被他们看了,所有的地址都拿去了,可能就是在上面发现茅林的地址,就直接联系上了。这是我理亏之处,所以我等着挨训。
饭店里的人热心地邀请我们进去坐,正好解了我们各怀心思不言说的尴尬。
鞋,坐在卧垫上,喝着侍者端上的热茶。茅林的英语,较以前进步很大,肯定比我用功,这点令我佩服。
菜上来,不管是柯雷特还是欧姆雷特,不管是对折成半圆形的马沙拉豆沙和清蒸米糕还是烤鱼,味道变化不大,吃在嘴里都差不多,八九离不了咖喱。老板专门拿来两副刀叉,照顾我们是外国人。我更愿意用手,用心洗过的手比任何餐具干净。“印度风俗,左手擦屁股,右手管吃,”我故意挑茅林说话。茅林冷冷地说“用哪只手都不对,用筷子才称得上吃饭。”
一开腔之后,他似乎觉得不必再板着脸。接着他说起印度菜来。因为南部气候炎热,有许多来自非洲的移民,口味重,嗜好刺激性的食物,且是越刺激越好。相比南菜,北印度的人口味就清淡多了。
我没话找话,让他说说咖喱。
他看了我一眼,说:印度咖喱有十几种,颜色也有好多种,比如黄色、橙色、淡黄色、橘红色,口味也有几种,辣的、不辣的,五味杂陈,色彩缤纷。形成咖喱的主要香料有胡荽粉,辣椒粉,小茴香粉,肉桂片,豆蔻,丁香及胡椒粒,还有椰汁,郁金香粉等作为基本调味,再做其它风味的延伸变化。可做咖喱鸡、咖喱牛奶、咖喱奶酪、咖喱蔬菜。他说,信不信?享受美味的印度菜有35%来自嗅觉,35%来自味觉,其余30%来自视觉、听觉和触觉。
我说,第一次听见用这种科学方式说菜。
这顿饭吃得沉闷,毫无滋味。没有吃完,菜剩下一半。侍者端来温热的柠檬水,让我们洗手去油。一小盘香料和冰糖。我捻一小撮香料入口,细细咀嚼,满口芳香,比口香泡泡糖清爽。我让茅林也试试,他不愿意,说受不了,咖喱少吃还行,吃多了受不了,应该找家中国餐馆吃饭,反正他也没有入乡随俗,穿印度传统服装。他态度暧昧,而且酸酸的,带着讥讽和埋怨。
等到两个人都解了饥,我们对着一桌子的餐盘,无法再不说到正题。我知道茅林只会在电子信上抒情,当面说出的话,哪怕不是今天这样的场合,也不会带任何华丽辞藻。他是一个典型的新型技术官僚——如果你把文学也当作一种技术的话——效率极高,任何混乱局面,他一下子就能抓住要害。
“好吧,说正题。这些印度人没有找麻烦的理由。”
我松了一口气。我没有任何错处被抓住,没有给国家带来麻烦,这就好。
“他们监视你,因为中国人太暴露——你更加惹眼。”
我耸耸肩,我依然没有任何错。不过我开始回忆一路上,除了那个护士,还有多少人是侦探:火车上的兄弟?旅馆里敲门卖酒的人?是不是辛格上校本人也是警局探子?一想到落到别人罗网里,还以为自由自在,我不由得对自己生气了。
“你让我来的。我撤回去就是。”
这下子茅林脸色铁青。我这话,的确不应该对上司说。茅林尽量控制自己,慢慢说话:
“但是他们与此事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借合作的名义,想知道究竟,看看有什么可以今后讨价还价的地方,所以才在我到达之前拘禁你,算是给我一个面子,放我们的人。”
这群卑鄙的家伙!我生气地说:“我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
“你也没什么可以告诉他们!”茅林接上嘴,语含讽刺。然后,他一字一板地说出他心里肯定焖烧了很久的话:“局里让你处理这个案子,已经有六年了吧?多少次派你到香港,查阿难的踪迹,你却让他跑了。”
“没有让我逮捕他,我还能锁住他的腿?我到现在还没能见到此人。”我也开始生气了。这案子束手束脚的地方实在太多。我几次决定让局里另请高明,最好是茅林自己来做。但是都因为我与苏菲处得太好,茅林主持的这个小组一定要把我留住。
“好吧,你没有明显做错的地方。”茅林松开一把,这是他当领导的技术。“但是不能让他再跑了。这个案子到了下结论的时候;国内的账,基本也有了个眉目;资金肯定转到苏菲所在的报业集团,可能从那里又转了出去相当部分。”
“那还有什么办法?”
“应当尽快把阿难逮捕,递解回国。印度方面同意在我们通报后代行逮捕,这些手续我来处理,你不必问。”
我很高兴总算可以了结我六年的任务,这件事让我几乎没法继续我的“业余爱好”写作。我问:“先得找到他。”
“这是你的任务”他看见我皱眉头,又添加说:“看来这次可以按住他。辛格是他的亲戚,究竟什么亲戚,尚不清楚。但是1950年是这个辛格送他到新德里我国大使馆,说他是个中国孤儿,应送回国。这点从档案里查出来了。”
“这不说明问题”我抗议说。我不能把太少的信息作为根据。
“但是印方似乎了解更多的情况,所以他们搜查辛格的房子。他的情妇怎么说?”
我皱了一下眉头:我不喜欢这个词。“苏菲昨天起非常着急,说是发现自己是半英国人,非常感慨。”“什么臭商人!知道她是半英国血统的人,难道她自己会不知道?”
“我当然明白她是又放一点水给我。不过她怀疑,阿难一旦找出自己的身世,会受不了。阿难会有什么身世呢?她可能还知道什么,一股劲儿催我赶快行动。我今天就得向他汇报进展。”
“好!着急了。”茅林拍了一下桌子,兴奋起来。“她自己不敢来,怕被一网打尽!”
“阿难的身世呢?要打听吗?”
“我们对此人的身世不感兴趣。”茅林说。大概是觉得太严厉了一些。“我们是抓他的现行经济问题。”“不打听,怎么知道他的行踪?”
他想了一下,一字一板地说:“你的主要任务是逮捕阿难。其余的事,服务于这个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