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载走了。车屁股甩下一溜烟。
第二个来接人的,是生产地的指导员,来接“元首”指导员是个黑矮的胖子,也是河南人,说话十分直爽。“元首”分到菜地,本来十分沮丧。没想到菜地指导员一来,给他带来了喜讯:因分到菜地的都是差兵,相比之下“元首”还算好的——在新兵连当过“骨干”于是瘸子里拔将军,还没去菜地,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班副。这真是因祸得福“元首”情绪一下高涨起来,给他的指导员让烟,围着问这问那。指导员叼着烟说:
“到菜地没别的好处,就是入党快些。”
“元首”更加高兴,手舞足蹈的。大家围着“元首”和他的指导员,也都挺羡慕,似乎去菜地比去军部还好。
“元首”咳嗽两声,看大家一眼,对他的指导员说:“指导员,从今以后,你说哪儿打哪儿,让我领着班里的同志喂猪也行!”
指导员“哈哈”笑了:“工作嘛,到家再说,到家再说。”
当天下午,班副“元首”坐着生产地的拉羊粪卡车,兴高采烈地种菜去了。
其他战士也都一个一个被领走了。
战士们走完,我才背着背包离开了新兵连。全班比较,还数我分的比较好:到教导队去学习。因教导队离新兵连比较远,得到一个军用小火车站去搭火车。排长也要离开新兵连回老连队,也要搭火车,于是我们两个同行。离开了新兵连,排长放下了他的架子,与我说这说那。可我老打不起精神。
排长问:“你怎么了?”
我说:“排长,我心里有些难受。”
“怎么了?为李上进?”
我摇摇头。
“为王滴?”
我摇摇头。
“为‘元首’?”
我摇摇头。
“为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那为什么?”
我说:“我今天接到我爹一封信。”
“家里出事了?”
我摇摇头。
他瞪着眼睛问:“那为什么?”
“信上说,‘老肥’死了。”
“啊?”他一下跳出丈把远,吃惊地望着我“这怎么可能?”
我把爹来的那封信,交给了他。
信是下午收到的。爹在信上说“老肥”被部队退回去以后,没有跟我爹去学泥瓦匠,就在家里种地。一次三天不见他露面,家里着了急,托人四处找,最后在东北地的井里发现了他,尸体已经泡得像发面窝窝。村里人都说,可能是打水的时候,他的羊羔疯又犯了。
排长抖着信说:“他羊羔疯又犯了,有什么办法?”
这时我禁不住哭了:“排长,我了解他,他决不是羊羔疯犯了。”
“那是什么?”
“他一定是自杀!”“啊——”排长瞪大了眼珠。
我们默默走了好一段路,没有说话。
快走近小火车站时,排长又问:
“多长时间了?”
我说:“信上不是说了,快半个月了。”
“你告没告诉班里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这时天已经黑了。戈壁滩的天,是那样青,那样蓝。迎头的东方,推出一轮冰盘样的大月亮。
火车已经“嗷嗷”地进站了。
“我们走吧。”排长说。
我们背着背包,向车站走去。
1987。9。北京十里堡
(原载青年文学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