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就这点。我知道他安着坏心,我提防着哩!”她用噙着泪水的眼睛祈求地望着我“你放心吧,放心好了。我绝不让他沾着便宜。”接着,她叹息了一声,又有点懊丧地说“我本来不想跟他们混在一起,可现在现在算了!现在不跟你说这些,以后慢慢跟你说。”
在外面,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也曾听到过不少利用手中的一点权力胡作非为的事,何况这样一个偏僻的连队。看来,她说的是可信的。
“好吧,”我红着脸,壮起胆子说“那么那么你替我办件事,行不行?”
“你说吧,啥事我都能替你去办。”她兴奋的,仰起孩子般天真的脸。
“你替我去发封信。不要在团里发,拿到外单位的邮电所发,行不行?”
“那有啥!拿来吧!”她整整衣服,一掠头发,仿佛现在就要动身似的“我到公社的邮政代办那里去发,就十来里路,近得很你放心吧,啊,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的。”她流露出一种极为满足的溺爱的表情,我发觉,她把我的怀疑,当成了嫉妒,当成了爱的表示。
晚上,吃完晚饭,我向老秦报告了今天的结果,当然略去了所有的细节。
“好!这就好!”老秦像电影里运筹帷幄的将军,在牢房里兴奋地踱着方步“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写这封信了。”
我们又进一步商量,这事与其瞒着大伙(在这个狭小的死屋,几乎是不可能的),还不如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群策群力,于是,由老秦向大伙陈明利害关系,不能坐以待毙,使得除“多事先生”外都动开了脑筋。而老秦的确也有大将之风,很能采纳各种意见,最后制订好方案。
“第一,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这个乔班长。”老秦说“要是她把这封信交给刘俊,那就整死我们也有道理的了。所以,这事得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和王玉芳取得联系,自然,这还得要这个乔班长转信,她真肯发信,转信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等王玉芳回信未,咱们再把详细情况写出去。第二,就是这第一封信,也不能让人看出是我们写的。我们用左手写,即使落在他们手里,也查不出笔迹来。”
“不行。左手写的字一看就看出来。”马力说“要是他们查的时候,也叫咱们每个人都用左手写几个字,那不露馅了?”
“有了!秦技术员,”一向沉默寡言的小陈,忽然用颤抖的手指指着墙上糊的报纸“我们学那反特小说写的用报上的字”
“妈妈的!你这招太绝了!”小顺子一拍大腿。
“‘夫子不言,言必中’呀!”李大夫抹着胡子微笑着。
“行!”老秦也夸奖小陈“真有你的!”
随后,由我拟了稿,得到了老秦认可,大家就在昏黄的灯光下在墙上寻找需要的铅字(幸亏我们牢房的电灯是彻夜不灭的)。找见了就用指甲剜下来,沾上李大夫剩的玉米糊糊贴在白纸上。花了好大工夫,我们用型号不一的铅字拼成这样一封信:
王玉芳同志:我们急需和你取得联系,如你想知道你爱人的死因,请速照信封的地址和姓名来信。
信拼好了,但信封是不能用铅字拼的。老秦问我:“这个乔班长会写字吗?”
“我想会吧。我记得她好像说过,她念过两年小学。”
“好,信封就叫她代写。小石只写一张王玉芳姓名地址的条子交给她,这样,就是发现,信里根本查不出笔迹,信封的笔迹又是这个姓乔的。怎么样?这样就绝对保险了!”老秦洋洋得意地说。
第二天,在玉米地里,我把封好的信和王玉芳的姓名地址交给她。
“王玉芳?”她皱起眉头“是个女人的名字。”
“当然,当然是个女的”
“咋?你不是说你家里没人了吗?咋又出来个女的?”
“那那是我姑妈,当然是个女的。”
“哦——”她舒展开眉头,对我莞尔一笑,可是又马上疑问地歪着头“你姑妈有女儿吗?”
“没有只有两个表弟。”
这些话我都是随口说出的,连自己听了,都愤恨我说谎的本领。但是,在一连串恐怖和痛苦把对前途的希望摧毁以后,人就会沿着一个斜坡不由自主地滑下去。当时,我既愤恨我竟然会说谎,又愤恨我竟会因为说了谎而感到愤恨。
“好!”她揣起信,又在胸脯上按了按“下午我请个假,到公社去发。你姑妈一有回信,我就给你。”
“要寄挂号信,你会不会寄挂号信?”
“就你会,我啥都不会!”她撒娇地说“寄挂号,贴两张邮票,还问邮局要个条子,对不对?”她得意地望着我。
“对。可这是本市的,你贴一毛钱邮票就行了,不用多花钱,条子拿回来交给我。钱你先垫上,行不行?”
“看你说的!”她压低了声音“告诉你吧:我有钱,这些年我存下些钱来着,以后你出来好花”
炎热的、干燥的风,从南边沙枣林吹来,带来一股热辣辣的香味。远处,连绵的山岭在耀眼的阳光下失去了立体感,像图画一样贴在薄薄的乳白色的雾气中;近处,黄色的渠水在欢快地流淌,淙淙地翻过用草筑成的小坝,冲起一层层活泼的涟漪。“多事先生”坐在田口旁,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她似乎期待我说些什么,把枪换在另一只手上,往我身边靠了靠。我闻到她身上、她头发上散发出的少女的温馨,我感到那被压抑的爱的欲念要觉醒过来。但是,那又反而会唤起我的羞耻心,引起我的内疚,使我更加痛苦。我顽固地抗拒从她身上向我冲击来的引力波,紧紧地咬着下唇。
“你咋哪?好像不高兴。”她开始觉察到我的表情。
“我没不高兴,我总是这样。”我向她痛楚地微微一笑“我觉得我觉得应该谢谢你。”
她扑哧地笑了起来。
“你们知识分子哪,花样就是多,怪不得人说知识分子难斗。啥‘谢谢’哪,‘以后不要送’哪,‘钱’哪啥的!我看你就是看不起我们贫下中农!”
“不不是!我是怕你也遭到危险。”
“危险就危险,在外面也不保险!我见着好些人不知为啥就关了起来,早上还好好的,下午就戴上高帽子游街,要么就是给赶迁跑了。把我也关起来,咱们不就一样了吗?”她天真地笑着“以后,你教我学文化好吗?”
我很高兴她转了话题,她经常是这样:从一件事很快地转到另一件事。我觉得她脑子里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梦想在催促她,常常会使她兴奋得喘不过气来。
“好的。这并不难。”
“当然不会难哪,有你这样的好先生。我学得可快哪!现在我能背二百多条语录,还有老三篇,就是不会写。”
一块田里的水灌满了“多事先生”还是坐在田口旁不动。我扛起了铁锹。
“还有啥事?”她问我。
我想了想。“你能不能跟连长说一声,让我们也休息一天,哪怕半天也行,我们好洗洗衣服,理理发,你就说是我说的,语录里有这么一条:人要劳逸结合好了。”不知怎么,我特别强调了最后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