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加工厂有一个很大的门口,有两扇底下装着铁轮子的花格子铁门。门旁的空地竖着红漆大标牌,写着“严禁烟火”之类与政治无关的口号和“严防阶级敌人破坏”之类与政治有关的口号。门口里侧有两间警卫室。有一个穿着一件破旧军衣的瘦男人,搂着一杆锈迹斑斑的“七九”步枪,坐在门边一把椅子上,时而打瞌睡,时而目光如电,追逐着面前马路上来往的行人。我和方碧玉走到门口时,看门人握紧枪杆盘问我们。我发现他的目光搜索着方碧玉周身上下。我感到他的目光如一双贪婪的手,把方碧玉身上的衣服剥得干干净净。他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的脖子随着方碧玉移动。他撇腔拿调地讲着令人周身起鸡皮疙瘩的普通话。后来我们知道这条把门虎是一位复员兵、正式工,吃国库粮,是棉花加工厂党支部委员,厂保卫组组长,姓孙名禾斗,已婚,老婆在农村。孙组长奇瘦,眼贼大。
进大门后的第一排房屋是厂办公室,门口挂着红字标牌。我和方碧玉都认几个字,冲着办公室便进。方碧玉适才与那看门人对答时就一扫在路上那种沉闷忧悒的情绪,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仿佛换了一个人。
办公室里有六张桌子,每张桌子前都坐着一个或两个人。后来我们知道,那两位对弈的胖子一为厂长一为书记。他俩一边下棋一边斗嘴,互相挖苦,妙语如糖球山楂葫芦串。还有一部笨重的老式手摇电话机蹲在棋盘旁边,很威风。
“同志,谁管登记?”自然是方碧玉问话。
我看到了我叔,坐在一张桌子前,埋头打算盘记帐,心中竟升起一种自豪感。我感到自己的条件比方碧玉优越。
叔叔抬起头,看到了我们。他没搭理我,却冲着方碧玉很热情地打招呼。叔叔把我和方碧玉介绍给书记和厂长,他们胡乱应付了几句,低头继续斗棋。屋子里其他人的目光却被方碧玉吸引住了。她的脸稍微红了一下。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说:
“到这边来登记。”
我们把村里的证明信交给男人,后来知道他姓蔡。据说他本该转成正式工人,所有的表格都填了,但最终被人告了,说他老婆有神经病。满嘴脏话的采购员周鸣说:老蔡真冤枉,转你的正,又不是转你老婆的正,老婆有神经病碍你转正屁事?老蔡你当时怎么不去县里找一找,没准就找回来一只铁饭碗,一辈子甭发愁,你真是个老实人。老蔡呀!
老蔡推给我们一个簿子,递过一支圆珠笔,让我们按着栏目填写。什么籍贯姓名性别年龄是否党团员家庭成份社会关系等等。一本正经,跟工人阶级沾点边就不一样,激动得我和方碧玉手指捏不住笔杆手心里冒汗。
“你二大爷的,你那个马什么时候跳到这儿来的?”高个胖子说。
“二大爷我的马早埋伏在这里等着你啦!走呀!走!看你还有什么高招。”矮个胖子说着,将自己的一颗棋子砸在对方的一颗棋子上。
“同志,俺该填虚岁还是填实岁?”方碧玉问。
“你实岁多少虚岁又多少?”老蔡问。
“实岁22,虚岁23,属大龙的。”
“按实岁填吧。”老蔡说。
填完了表格,交给老蔡。老蔡指着一位独臂小伙子说:
“你们吃饭的事去问他。”
那小伙子面色苍白,人很清秀,不知怎么少了一只胳膊,别人说笑,他不吭气,神色忧悒地盯着墙壁。很快我们就知道了他姓秦名山,有喜欢念别字的人把他的名字念成“泰山”后,大家便叫他泰山了。他那条胳膊是锯齿剥绒机切掉的,算是工伤,厂里照顾他,让他担任了生活会计,挺轻松挺有油水的一桩美差。他垂着一只空荡荡的衣袖,乍一看挺别扭,看惯了也不觉得他身上缺什么东西。他冷冷地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把粮食投到食堂里,就能换到饭票,如要吃菜可以拿钱买菜金,一元兑一元,一角兑一角。
十几分钟功夫,该办的事就办完了。有一位一直在观看棋战的秃头男人说:
“毛,送他们去宿舍吧。”
秃头是副厂长。毛是正式工人,办公室打杂的,留着一个菊花头,穿一双又黑又亮大皮鞋,经常夸张地捋着袖子看手表,那时候戴手表的人还非常少。我不喜欢这小子。他名叫毛红灯,挺革命的一个名字。
我们正要走时,门外一阵自行车铃响。一个高个子男人打着哈哈进来,后边跟着一个扁脸的姑娘,矮胖,一脸雀斑。我突然认出了这个男人,在水利工地上认识的。这男人是公社团委书记,跟我们村里的刘三姐有点黏糊,刘三姐的二女儿,跟他是大脸剥小脸。下棋的二位胖子丢开棋,站起来与团委书记握手,打哈哈。团委书记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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